“五卅”运动中的英国与日本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蓉霞(1973-),女,山西闻喜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89

原文出处:
《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文章叙述了“五卅”运动中英国和日本处理惨案的态度,分析了英国积极寻求日本的合作而日本采取双重政策的原因。认为,英、日两国在这场运动中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1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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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00)04-0047-05

      1925年5月14日,因为上海日棉十二厂开除两名工人,引起了工厂工人的罢工。5月15日,正当工人们为此抗议时,日本职员又开枪打死了工人顾正红。日本的暴行激起上海工人、学生的愤怒,5月30日学生上街游行,谴责日本政府。但是,当他们行至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前时,却遭到英国巡捕的开枪射杀,造成9人死亡,18人受重伤,轻伤者无数。[1](第5页)史称“五卅”惨案。于是,全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反帝运动,史称“五卅”运动。考察“五卅”运动中英、日两国的处境和它们对待惨案的态度,有助于我们了解英日同盟(注:美国和日本曾于1902年签订《同盟条约》,并于1905年和1911年两次续约;1921年华盛顿会议两国终止了同盟关系。)终止之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

      一 英国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斗争对象

      惨案发生后,所有的列强都遭到了中国人民的谴责,但是,因为是日本纱厂枪杀工人导致了5月30日学生的上街游行和随后英国巡捕的枪杀暴行,所以,人民斗争的矛头更多地对准英日两国。又因为是英国巡捕开枪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所以随着形势的发展,英国便成了中国人民的主要斗争对象。

      6月3日,上海总商会告诉公共租界当局工部局说,中国人认为这次冲突主要是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6月4日,在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向日本外相币原的报告中,又说北京大学校方反对过于激烈的反日运动。就在同一天,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也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表示,希望将日本纱厂罢工事件和英国巡捕枪杀学生事件分开解决。到了6月10日,一批曾参与前几日“三罢”游行的中国银行家又对芳泽讲,他们准备逐渐放松反日运动而要集中力量反对英国。[2](第15-16页)

      日本在惨案发生后,为了开脱责任,也一再强调纱厂罢工问题与巡捕开枪事件不属同一性质,应该将两件事分开解决。日本的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比如在6月10日上海总商会会员的大会上,会长虞洽卿就曾说到:“日领事近亦表示让步,对于纱厂罢工案,允予圆满解决,故与英亦稍有分别。”[3](第1097页)

      而且,6月11日,汉口又爆发了英国枪杀中国居民的事件;6月23日,在广东英法租界,又发生震惊世人的“沙基惨案”,造成53人死亡(其中52人是中国人),多人受伤。这些事件更激起中国人民对英国的仇恨,全中国的反英斗争明显加强了。除了以罢工作为反抗的手段外,人民还要求断绝与英国的经济关系。不过,人民反日的斗争也并没有停止,于是,在全国掀起了抵制英货、日货的运动。

      英国最初将“五卅”运动看作“高涨的反日情绪”,[4](第31页)然而,两个星期之内,形势急转直下,英国发现自己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面对将被孤立的状况,英国政府意识到与惨案的另一个制造者——日本进行合作极为重要。

      二 英国寻求日本合作

      英国面对在中国被孤立和成为主要斗争对象的形势,积极寻求日本的合作。1925年6月,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在接见日本驻英大使时很坦率地说:“对我来讲,成功应付形势的重要条件依赖于在中国有利益的各外国的紧密合作,特别是依赖于日本、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完全谅解。”[5](第262页)7月7日,英国驻日大使埃利奥特接到张伯伦的指示后,也立即与日本外相进行会谈,讨论英国与日本在中国的合作问题。[5](第290页)为了获得日本的合作,在7月份日本驻英大使离职前,英国还授予了他一块爵士勋章,在此之前,只有一位外国大使曾在一战时获得过这种荣誉。[4](第42页)

      英国之所以寻求日本的合作,不仅仅在于日本是惨案的另一个制造者,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英国认为日本可以保护它的在华利益。

      惨案发生后第四天,即1925年6月3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曾与段祺瑞单独会面,要求北京政府“采取严厉措施维持秩序,保护外国人的权利”。10天后,段下令驻津奉军开往上海。在上海,日本总领事矢田向任“淞沪戒严司令”的邢士廉提供“共产党煽动活动”的情况,怂恿奉系军阀尽快去弹压。6月22日,邢宣布上海“戒严”,禁止民众集会、结社和示威游行。[6](第236页)日本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英国希望日本对段祺瑞施加影响、利用段祺瑞政府镇压反帝运动的要求,有利于英国摆脱“困境”。[2](第23页)

      此外,英国在远东地区军事力量的虚弱,也使它必须寻求日本的军事支持。英国在1919年制定了“十年规则”,即军事部门在拟订军事计划和预算时,应以10年内不会发生重大战争的假设为依据。自此以后,因为财政开支的限制,英国军事力量变得软弱,在中国附近地区,除印度之外,其它地方没有军事后备力量。[2](第23页)1925年6月,埃利奥特认为中国形势危急,要求英国外交部向远东派遣部队,外交部拒绝了这一要求,原因是陆军部没有多余的部队可以被抽调出来。[2](第23页)英国海军部也认为日本是惟一能保护英国利益的国家,他们认为以一些经济损失为代价换取日本的军事保护是值得的:“如果日本不保护英国的利益,那么所有的利益将会遭到彻底的破坏。如果日本能同意保护英国的利益,那么则可能只有部分损失,因为这样的话,将会妨碍英国的贸易,英国的商人因此会遇到强大的竞争者。但是,他们在过去已经习惯了这种情况,他们在当时获得了成功,而且,在将来没有理由不会再次获得成功。”[2](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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