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2000)06-0129-06 城市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在我国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城市化是指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地进行空间上的聚集而逐渐转化为城市经济要素的过程，它主要表现为城镇数量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长”（注：刘洪奎等：《城市现代化建设与管理》，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目前，由联合国确立的国际通行标准，将居民在2万以上的集中地区称为城市。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的历史过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必然产生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它也必然引起社会、经济等一系列深刻的变革。虽然，城市和城市化如同文化一样，很难定义，可谓是众说纷纭，但从历史学的视角来观察，人类所有伟大的、不朽的文化大多是在城市中产生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世界历史就是人类的城市发展史。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革命使城市诞生于世界，工业革命则使大城市主宰了世界。城市作为一个具有组织能力、功能齐全、能量巨大的有机体，超越了地理、行政区域或经济单位的概念，超越了凝聚、积累、组织周边文化的被动状态，而成为融合、更新、创造新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造就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优秀人物的熔炉，成为民族的、国家的乃至国际社会的中心，成为社会各领域所有革命性变革的中心。因此，回顾新中国城市化的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研究其特征和规律，对于认识和把握中国现代化整体进程是至关重要的。 一 城市化的历史进程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前，近代中国的城市化的过程，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西方文明的侵略、威胁下被迫展开的，是一个充满着血与火、蹂躏与苦难的历程。文明古国的屈辱与困惑，农业、农民大国的特殊国情，造就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城市的双重特征：其一，城市特别是被称为“旧长袍的新花边”的沿海沿江的口岸城市，如沪、津、穗、汉、宁、青、厦等城市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中心，不仅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步，而且构造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推动力与新的社会物质基础，为现代化进程真正内化于中国提供了思想、理论、文化和领导力量。同时，“城市又成为现代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并向中国贡献了一代政治、工商业、文化和艺术领域的精英。至今，我们仍生活在他们所缔造的历史之中”（注：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其二，1949年以前的中国城市，又是西方列强侵略、奴役、控制中国的堡垒和据点，是“三座大山”统治中国的象征。城市的繁荣、奢靡与广大内地农村的凋敝、动荡同时并存于中国。因此，传统与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大一统与多样化等20世纪中国基本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就是在城乡对立的情势下，以城市为中心展开的。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包围与反包围、改造与反改造，以及是城市取向还是农村取向，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一系列政治与军事斗争的主题。以农村包围城市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战略，在此后漫长的艰苦岁月中，不断被赋予新意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确立。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队伍是以农民为主体，但在夺取城市之后，中国共产党决心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城市的面貌与特征。第一，重建新型的城市，使城市成为稳定的、生产性的、平等民主的、艰苦朴素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各行各业紧密配合的、经济发达的地方。第二，调整城市的发展方向，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以缩小城乡差别。控制大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的发展（其中也考虑到政治形势与军事因素），而鼓励内地中小城市的发展。第三，努力减少犯罪、腐败、贫富分化、失业等现代化过程中极易出现的“城市病”（注：陈勤等：《中国现代化史纲》（下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页。）。由此，中国城市的命运被重新塑造，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49年以后中国城市化的历程，以1978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1949年至1978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化发展时期，1979年迄今则是市场经济取向下的城市化发展时期，每个时期又可分为若干阶段。 1949年至1978年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至1958年，是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与工业化迅速发展，导致城市化速度加快的阶段。“1949年中国城市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0.6%，1952年，城镇国有企业职工仅有510万人，到1958年则分别上升为约占20%和2316万人。”（注：见《中国经济年鉴》（1981年），中国财经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页。）这一阶段，中国工业建设的布局开始向内地倾斜，内地城市化的进程由此加快，加之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不仅扩大了原有城市的规模，还形成了一批新兴的生产性城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城市中确立了国有和集体企业一枝独秀的地位，城市的工业中心、生产中心的作用突出，而消费服务中心、文化中心的功能开始萎缩。 第二阶段从1958年至1978年，是城乡分割的城市化阶段。1958年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采取了撤消国家建委和城市建设部的措施，1959年又提出“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此间，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造就了这一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工业建设成为城市发展的重中之重，城市居民住宅与公共设施基本停建。如北京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也确立了“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加速实现“由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转变”的目标。这一阶段，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被严格限制，并且通过1961年至1962年的精简，下放2600万城市人口到农村。在此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劳动，形成了人口倒流，仅在1966年至1970年间城市人口就净减了355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