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0)04-0086-05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张嘉璈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讲演时曾提及：通邮问题，非常困难，但是邮件的运送还是畅通无阻，甚至隔离一条火线，两方（国统区与沦陷区）还是照常递寄[1](P76)。按照战时法则，凡是一个国家处于战争时期，对于敌占区应当停止通邮，严密加以封锁，敌对双方维持邮传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处于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与国统区之间当时处于战争状态，两方能在非常状态下保持通邮，的确耐人寻味。因为要保持通邮必须要有通邮的基本条件，这个基本条件就是敌对双方应该有着某种“默契”，而这在通常情况下又是不太可能的。本文试图就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战时国民政府对国统区与沦陷区通邮的基本态度和措施 抗战以前，国内邮政局所据统计，共有7.3690万处，邮差邮路共长43.6986万公里。[1](P73)国内邮政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从总体上看仍较落后，但已初具规模，尤其是东南沿海、沿江地区邮政运作比较先进，成为当时国内邮政的精华所在。 抗战爆发后不久的1937年8月13日，国民政府交通部属下的中华邮政总局自南京迁往汉口。1938年因武汉撤退，邮政总局又迁往昆明，部分领导人迁往重庆。以后由于日军侵入缅甸，总局也迁往重庆，直到抗战胜利。随着战事的推移，国民政府的辖地即通常所谓的国统区迅速缩小，相反，日、伪所占的沦陷区的范围却越来越大，原有国统区的邮政便面临着重大的抉择。是全面撤退，还是继续坚持运营？如果能维持运营的话，如何与国统区保持联系？就当时实际情况而言，国民政府选择了维持运营与保持联系，并为此采取了异乎寻常的态度和措施。 1937年7月18日，交通部密令各地邮局：“如遇地方情形紧急，非至当地机关及民众确已迁移，不得撤退。撤退时亦应于可能范围内在邻近安全地点暂避，并相机回局恢复。”[2](P197)其条件是，只要日、伪对沦陷区的邮政尚未公开下手干涉，暂时未贴用伪政权的邮票，就不撤退邮局，依旧与后方保持通邮。很显然要达到上述目的可以说是极为不易的。沦陷区的控制大权握于日军之手，邮政的运作自然处于其严密监控之下。要保持通邮就必须要适应这种特殊的形势，采取新的措施。为此，国民政府加强特殊形势下的管理机构，首先将邻近上海的江苏邮政管理局、安徽邮政管理局、浙江邮政管理局等机关，集中到当时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内上海邮政管理局内办公。其后设法让这些管理局皆回到原地恢复运营。邮政总局为方便对沦陷区邮政的管理与指挥，任命上海邮政管理局局长乍配林为“沪苏浙皖联区总视察”，在总局直接指挥下，就近管理沪、苏、浙、皖四邮区业务；指派北平邮政管理局局长巴立地为“平、晋、豫西联区总视察”；任命河北邮政管理局局长克立德为“冀、鲁、豫东联区总视察”，共同主持华北沦陷区的邮政运作。[2](P197)同时要求“所有管理局，业经沦陷之邮区其内地局所或拨归邻区管理，或选择内地局所中之交通便利地点，设立管理局办事处，指挥各该区内各地完整邮局之事务。[3](P66-67)按照上述要求，在邮区有管理局所在地失守而其它地区未完全沦陷者，邮政总局则命该邮区部分员工撤至安全地点，另设“管理局办事处”以统辖邮区内未沦陷区域的邮政机构。据此，先后设立是项办事处者，有浙江、河南、广东、湖北等数区。“因有此项办事处之设立，各战区完整地方之邮政局所，虽与其管理局失却联络，而对于邮票之供给，公款之接济，工作之指示，得各该办事处代行，尚见便利。”[3](P67) 为使原有的邮政系统能在沦陷区继续保持运作，少受干扰，交通部属下的中华邮政总局有意安排在中华邮政工作的外国人直接掌管沦陷区的邮政。凡沦陷区的首长均尽量以外籍客卿充任。因此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对欧美列强尚有顾忌，而客卿亦常利用其本国驻华使领人员向日方交涉，在邮政运营的维持上获得不少便利。在华北地区，邮政总局有意安排意大利人巴立地和克立德分别留在北平和天津；在华中地区采取同样办法，法国人乍配林留在上海，英国人施密司留在汉口，直接掌管当地的邮政；华南地区由英籍邮务长睦朗主持。另外，1938年12月，中华邮政在香港设置了一个“广州邮局分信处”派英国人慕雷主持。1939年4月，中华邮政在越南海防设立“邮件转运处”，则派法国人儒福立前往主持。[2](P183) 自抗战军兴后，所有沿江沿海重要交通商埠以及铁路干线相继沦陷，向之邮局所恃为重要运输线路，至是均不能利用，而邮局职司交通，对于前后方及国际间通讯事宜，有必须沟通之责任，于是不得不重行筹划。[4](P32)并随形势的变动，频频调整邮路。可以说在开辟通邮通道方面，国民政府作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一方面千方百计在交战区找寻秘密邮路，以保持对沦陷区的继续通邮；另一方面煞费苦心开辟国际邮件的路线。起初，国统区与沦陷区间的邮件，经由香港和上海、北平、天津，以及敌我交错地区的较小通口。例如，在皖豫两省交界的界首、皖浙两省交界的屯溪等地设立转运站所，设法绕过中日两军的对峙地点，将内地邮件运进沦陷区，并将沦陷区邮件运回内地等等。[5](P175-177)后来随着中国南方各省被日军相继侵占，特别是广州、武汉失守，粤汉铁路被切断，沿海港口被封锁，使邮件直达香港、澳门的通路断绝，此时邮局最重要措施，是进行通海邮路的辟划。随战事转移，先后设置邮路，以资替换之通海邮路，不下十数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缅甸等邮路先后被切断，国际邮路主要依靠重庆到印度加尔各达的航空线，交由空运物资的美国飞机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运抵重庆。[5](P175－177) 二、日本对沦陷区中华邮政所持政策 简单地说，对于沦陷区内中华邮政，日本采取了暂时默许其存在并加以逐步控制的手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最后实行全面接管。当然在不同的地区其具体做法并不相同。 （一）对张家口、包头一带的邮政，由日本关东军一手接管，单独成立“蒙疆邮电总局”，将“察哈尔、绥远两省及山西邮区长城以北各局均划入蒙疆区域之内”，“自行组成一邮政区域，采取独自经营之方针”[6](P22)，完全脱离中华邮政，而与伪满邮政实行一元化。开始由伪满委托经营，1938年双方又缔结邮政业务正式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