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93(2000)04－0156－07 中国辛亥一代知识群体从形成之日起，就勇敢地投入了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斗争。民元以后，一部分人继续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斗争，一部分人则在经过沉寂和思考后，发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呐喊，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新的五四一代知识群体一经产生，即以高昂的忧患意识，同他们的辛亥前辈迅速汇合在“救亡图存”的大纛之下，演出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其后，他们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选定了各自的救国道路和终生职业，发生了急遽的多向分流，在中国进入更加丰富多彩、撼人心魄的民主革命的新时期，“各领风骚”，争奇斗艳，演绎了救国救民的壮丽事业，迎来了华夏民族的新时代。本文试图粗略地勾画出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群体汇合与分流的演变过程。 1 中国近代完全意义上的知识群体，一经产生，就以前所未有的政治恣态，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信念，聚合在民主共和的旗帜之下，勇敢地投入到了“反满”革命运动中，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赵伯先、邹容、秋瑾、林觉民、史坚如、喻佩伦、宁调元等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辛亥革命赶跑皇帝，建立共和，使他们夙志得偿，下一步干什么呢？科举制早已废除，“学而优则仕”的老路被堵死；过去的热情集中在政治斗争的群体意识上，除少数人继续追随孙中山从事政治军事斗争外，多数人恪守“功成身退”的传统政治美德，激流勇退，不涉政治。辛亥后陈布雷封笔回到家乡教书。他在回答此中原委时说：“民国成立，报纸宜鼓吹建设，不如革命时期以摧陷廓清之论调，炫众而导乱。”[1](P46)大体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辛亥命后的退隐心态。加上革命的战鼓甫歇，即有同盟会的分化、洪宪帝制、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和思想文化上的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等等血淋淋的现实，将辛亥一代知识群体的希望击得粉碎，他们陷入了迷惘、失望和悲哀之中。 辛亥一代的知识群体，不论其“浮于海”还是退隐沉寂，其中的大多数，始终在默默无闻地培育着新一代的知识群体，密切注视着国内外政局的演变，深沉地思考着救国的道路方案。徐特立就培育过毛泽东、蔡和森；张伯苓就培育过马骏、周恩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就培育了北京大学的大批优秀学子；章太炎也培育了钱玄同、沈兼士等人。以五四为标志的新一代知识群体，是在辛亥一代知识群体培养下成长的，这也成为辛亥一代知识群体在辛亥革命后的伟大贡献之一。而辛亥一代知识群体，在沉寂中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思考，尤其是对辛亥革命成败的反思，忧患意识的不断层积，日益明确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 当辛亥一代知识群体深深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时，新崛起的五四一代知识群体尽管才20岁左右，但却以天下为己任，更加激进地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命运。毛泽东回忆他的青少年时代时说，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知道要向西方学习；读了一本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产生忧患意识，发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感叹。[2](P112)周恩来面对“举国山河非我所有”，忧心忡忡，激励有志青年“闻而兴鸡起舞之感，天下兴亡，起匹夫有责之念”。[3]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创办的《新潮》杂志发刊词称：“恶人模型，思想厉鬼，遍于国中，有心人深以为忧。”[4](P86)五四前后许多青年社团的成立和刊物的创办，都表明青年一代具有强烈地关心国事民族的忧患意识。五四一代的知识青年，以救亡图存为基点，同自己的前辈——辛亥一代知识分子相聚合，构成五四新的一代知识群体，共同推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世纪性转换。 2 借助新文化运动对于国民的巨大启蒙作用，五四运动带着历史还不曾有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姿态出现，具有广泛的群众性。除了反动政府中的少数当权者和卖国贼外，不分阶级、阶层、学派、党派和流派，也不分士农工商兵学，统统聚合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领导和推动五四运动的，当然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主将和斗士，起而支持者，则什么人都有。五四运动不仅获得了空前的群众支持，而且也获得了空前的胜利。 新文化运动的胜利和崭新国民意识的形成，与传统的告别和对未来的憧憬，个体自我意识的解放和群体救亡意识的增强，使五四一代知识群体思想极为活跃、敏感，搬来西方的各种学说加以研究、利用、改造和发挥。加上他们所属的阶级、阶层，对于价值体系和宇宙观的理解，对于西方世界了解和吸收的程度等等的差异，在思想上产生了千差万别的变化，五四一代人开始在自由的氛围中寻求自己的道路。五花八门的主义、社团、报刊和救国方略，一时间如流星始在自由的氛围中寻求自己的道路。五花八门的主义、社团、报刊和救国方略，一时间如流星砸地般出现。1920年，恽代英为《少年中国学会丛书》拟订选题计划，计有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等共26个。即使社会主义，其流别也有16种之多。[5] 有了主义，就要有实现主义的途径和办法。“忧国者怵于大势，群以合群，主动号于群”。[3]五四知识群体自发构建起各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小社团组织，较著名的有李大钊在北京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傅斯年在北京大学成立的新潮社，周恩来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恽代英在武汉成立的互助社，毛泽东在湖南成立的新民学会，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在日本成立的创造社，蔡元培、李石曾在法国成立的法华教育，王光祈成立的带有全国性的少年中国学会，等等。有主义，有社团，还须有自己的报刊来宏扬。五四时期的主义多、社团多，报刊就多。当时的社团，几乎都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报刊，著名的刊物除《新青年》和《新潮》外，还有天津的《觉悟》、湖南的《湘江评论》、北京的《每周评论》等，学生团体仿《每周评论》创办的刊物至少有400种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报刊，极大地拓展了新文化运动的范围，掘进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