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儒家理想社会观的继承与创新

作 者:

作者简介:
吕明灼(1935—),男,山东青岛人,青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青岛大学 社会学系,山东 青岛 266071

原文出处:
文史哲

内容提要:

儒家理想社会观与共产主义虽有极大不同,但也有某些相通之处。正是在这一基点上,李大钊对儒家理想社会观加以继承与创新,把“大同”思想发展为共产主义理想,把“仁爱”思想发展为社会主义道德,把“民本”思想发展为无产阶级民主,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大同主义、仁爱主义与民本主义是李大钊从传统文化走向共产主义的三大思想桥梁,而且每一桥梁之中都有几个中间环节或发展阶梯。它们是儒家理想社会观走向民主主义的转变形态,并由此再转变为共产主义。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1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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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222;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0)05—0093—07

      我们在研究李大钊思想转变时,过去总是强调他如何有力地批判旧世界,如何与旧观念决裂,如何批判孔门伦理与抨击反动统治者对传统儒家的利用等等,把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而忽视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后继者,忽视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从物质到精神方面的必要资源。当然,研究李大钊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要重视他对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否则无法理解他如何及早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仅仅强调这一个方面是不够的,而且也是片面的,因为李大钊在批判旧世界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那么,李大钊是如何继承传统、创造新世界呢?在此,我们仅从他如何继承儒家理想社会观,并如何在此“材料”基础上加以“创新”而走向共产主义方面,从其思想内在联系上作些探讨分析。

      儒家从道德本位主义出发,其理想社会观主要表现为大同主义、民本主义、仁爱主义。而此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虽有极大不同,但也有某些相通之处。正是借助这些相通点,李大钊才在儒家理想社会观“材料”基础上进行“创新”,最终走向了共产主义。

      一、从大同主义到共产主义理想

      大同主义是儒家重要的理想社会观,最早见于战国末年的《礼记·礼运》。它描绘了一幅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劳动共享,天下太平的美好图景,成为儒家大同理想社会观的主要依据,一直流传于其后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孔子在《论语》中把上述思想进一步具体化为“博施济众”、“老安少怀”及“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思想。“大同”理想虽然曲折反映了劳动人民一些要求,但却是高不可及的飘渺空想。后来,一直到明清,不少政治家、思想家提出了当时社会最为紧迫的土地的高度集中问题,主张“限田”、“均田”等,这均可认为与大同主义有某些思想联系。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人自古就以大同主义为理想,以“均平”为目标,孜孜追求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平等平均的美好社会,甚至不少起义农民曾为之奋斗、流血牺牲。到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先于无产阶级向中国介绍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孙中山赞扬马克思主义,坚信社会主义必然能在中国实现。这一切,必然为李大钊首先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可以说,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随之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从中国历史上的大同主义、太平主义、民生主义的传统来看,是顺理成章的事,也是合乎国情人情的历史必然发展。

      “五四”时期,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在中国先进分子已对资本主义失去信心而在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真理之时,在中国大地兴起了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潮,很多人自然地把传统的“大同”、“均平”思想与现代的社会主义联通在一起,并认为“大同”“均平”就是社会主义。如李达就说:“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1 〕蔡元培也说,《礼记·礼运》中对“大同”的描绘证明,“我们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2〕。这些见解与评价未必得当, 但这说明大同主义具有强大的传统影响力。李大钊正是在这种时代思想氛围中,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鼓舞下,把大同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联系起来,用“大同”这一本民族语言概念来认识、理解与表述共产主义,其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从社会发展规律来阐发“大同”。1919年2月, 李大钊指出:“现在人群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3〕(P622 )他认为当时倡导的民主主义、联治主义都是通向“大同”之路的“记号”、阶段。

      第二,从人类大联合角度来论“大同”。李大钊提出了“大同团结”的概念,主张开展“大同团结的运动”〔3〕(P622)。 这“大同团结”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组织”,组织一个“新联合”。而这种“新联合”应不断扩大,从中国扩大到全世界。“令全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3〕(P622)

      第三,从人类互爱角度说“大同”。李大钊认为,从前的社会组织是“纵”的组织,都是“以力统属的组织”;而现在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横”的组织,是“打破上下阶级为平等联合的组织”,是“以爱结合的组织”。现在工人、农民、妇女及至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联合组织。这种联合由国内发展到“世界的大联合”。“在此大横的联合中,各个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就是大同的景运。”这“大同景运”的特征,就是“都相爱助”,“依互助的精神”。李大钊强调:“纵的组织的基础在力,横的组织的基础在爱。我们的至高理想在使人间一切关系都脱去力的关系,而继为爱的关系,使人间一切生活全不是争的生活,而纯是爱的生活。”〔4〕(P203 )他把互爱互助作为“大同景运”的基础。

      李大钊不仅从社会发展规律、世界大联合、互助互爱等多方面给“大同”以广泛的内容;同时,他在谈到“大同景运”时还认为,“现在民众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推翻君主官吏的势力”;“现在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反抗官权阶级、资本阶级”〔4〕(P202)。他把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都划归于“大同景运”。可见,在李大钊思想中这“大同景运”也是分阶段的,而且不管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最后都要进入“大同世界”。这些论述与毛泽东于1949年所谈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要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5〕(P1469)的提法,都是相同或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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