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涤荡着中国固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预示着一种新型文化的崛起。从早期的新文化运动到后来毛泽东思想的诞生，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由表层到内在的中国化的心路历程。换言之，当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时，他们首先要面对中国的实际，他们不得不思考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问题，从而引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嚆矢。回顾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心路历程，对于我们今天深刻学习和领悟邓小平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文化的张力——走向实际 中国近代文化意识形态的演进经历了从器物层次、制度层次和思想层次的嬗变，即从19世纪中期的“师夷之长技”到世纪之交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时期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其间经历了先是注重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继而重视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政理和法理思想对传统政治体制进行改造和变革，最后试图用西化的科学和民主取代传统的儒家文化，这些始终是在“体用”二元或西化一元的怪圈中回旋，不能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层面上根本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洪秀全借取的“天国”，严复搬来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康有为的“大同主义”，孙中山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皆由于不符合中国客观历史发展的需求而归于流产。究其原因，就在于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求索无法走出一种二难困境：一方面中国人向往西方，另一方面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并不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实际。“五四”新文化人虽然一度走出了这个二难困境，但他们偏颇的反传统做法和激越的西化倾向却使其众多的追随者跌进了新的思想困谷。 陈独秀的个人命运似乎是当时一批“西化派”的缩影。他早年从事于政治活动，向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对民主革命满怀期望，但辛亥革命的结局却令他沮丧。帝制余孽的复辟活动催他猛醒，他毅然弃政从学，遂以《新青年》杂志和大学讲坛为阵地，鼓吹思想启蒙和新文化运动。当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便重返政治舞台，开始创立中国共产党和实行国共合作。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陈独秀再度回归于文化反思，其“二次革命论”和晚年重新对“科学”“民主”的呼唤，表明他始终是一个景慕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终其一生都没有走出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怪圈。陈独秀的书生气质和不切实际的幻想，以至最终的自我复归，皆体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中一部分对中国深层和实际问题缺乏深入了解的由传统士大夫到激进民主派的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革命的学说，自从“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便以其强大的文化穿透力摇撼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作为一种新文化，它登上中国的思想舞台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程度，首先要取决于其满足中国社会变革对理论需求的程度，它既要超越旧有文化的局限，又要植根于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土壤；既要满足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需求，又要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内化为一种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文化张力的任何一个维度都与中国的民族文化和具体国情相联。陈独秀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说明他不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跟陈独秀相比，作为中国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他首先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于他首先从理论上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问题的解决“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个方面”。理想主义的宣传和实际问题的研究应该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当群众需要唤起，不进行宣传工作革命的理论不能普及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当务之急。但理论不能只停留在宣传阶段，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能运用。因此，早在1919年8月他就指出：“我们最近的言论， 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注：《李大钊文集》，第22、2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一见解，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上十分重要，它促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学风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相结合。 可见，从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再从理论走向实际，乃是一种文化张力的必然旨归。 二、中国的实际——农民问题 李大钊不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而且是一位率先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方法研究中国具体实际的革命家和学者。 他在1918年下半年相继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文章，已经能够划清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界限，并认为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当陈独秀还沉醉于与文化保守主义的酣战之时，李大钊已经注意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中国文化中的特殊问题了。例如，他对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本质的分析，对劳动问题、妇女问题的新见解，都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尤其可贵的是，当李大钊刚接触马克思主义不久，他就从俄国民粹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得到启发，把注意力由知识分子群体转向工农大众。在1919年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李大钊写道：“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利病。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的人。”（注：《李大钊选集》，第146—147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当时，北京大学的一部分学生用实际行动响应了李大钊的号召。1919年5月，由邓中夏、 张国焘、罗家伦等人发起了平民教育演讲团，提出“与劳工阶级联合”，至1920年，学生的演讲活动便扩大到了北京附近的农村。同年夏天，上海的青年学生抱定“到农村，和农民一起干农活”的目标聚集在一起。一年以后，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彭湃在广东的农民中间进行组织活动，并最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苏维埃政权。“五四”的这一成果使许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认识到“所有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应该真正抛弃‘高人一等’的旧观念，投身于劳工的世界，完全地与劳工站在一起。”（注：丁守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第1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