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远创办的《新生》周刊，是在30年代前期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救亡运动发展进程中产生过巨大社会影响的刊物。 《新生》的诞生很不寻常。它是在邹韬奋主办的风靡一时的《生活》周刊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后，由杜重远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实业家身份和社会关系，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创办的。它看起来是一个新办的刊物，但它的宗旨、风格和主要工作人员，同《生活》周刊没有多大差别。邹韬奋在他的遗著《患难余生记》中，曾满怀感激之情地写道：“这好像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环境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着向前迈进。”（注：邹韬奋：《患难余生记》，《韬奋全集》10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833页。） 《新生》的停刊也很不寻常。它是因刊登了艾寒松的《闲话皇帝》，遭到日本侵略者干涉，被国民党当局以“侮辱天皇”、“有碍邦交”的罪名强行查封。杜重远也被捕入狱，判刑一年零两个月。 这篇文章准备着重探讨的，不是它的诞生和停刊，而是《新生》周刊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奋斗的；杜重远在刊物上宣传了哪些主张，是针对什么现实问题而发的；他自己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又有哪些发展。探讨这些问题，对全面了解《新生》的历史作用和杜重远的思想变化进程，是不可缺少的。 一 《新生》周刊的时代环境 判断一个刊物的历史作用，不能不先考察它所处的时代环境。离开这种特定的时代环境，就很难理解它为什么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些问题上，以及它的主张对当时社会产生着怎样的影响。 《新生》创办于1934年2月，停刊于1935年6月。这一年半，正是国内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两次高潮之间的相对消沉时期。九一八事变后汹涌奔腾的救亡热潮已渐趋低落，而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的更加波澜壮阔的救亡热潮尚未到来。 对此，杜重远在《新生》创刊后不久写道：“九一八国难后，曾有一个时期，抗日救国的呼声喊得震天价响。可是不到多时，渐渐地低微下去，低微到听不出声音来。”（注：杜重远：《救国志士在哪里》，《新生》周刊1卷5期。 ）说“低微到听不出声音来”，自然是杜重远的愤激之言，但他痛心地指出那段时间内抗日救国呼声正在“渐渐地低微下去”，确是事实。 当然，出现这种现象是有其特定的客观历史环境的。 第一，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活动中，出于他们的需要，这时正做出一些缓和的姿态。只要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咄咄逼人地连年对中国发动武装进攻，相继侵占了中国的大片国土：从1931年9月起，在四个多月时间内，相继占领辽宁、 吉林、黑龙江三省全境；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挑起战争， 中国驻军奋起反抗，到5月5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在这段时间内，他们还公然在东北制造出伪满洲国傀儡政权；1933年，又强占热河省，发动长城战役，迫使国民党华北当局签订《塘沽协定》，使冀东地区落入他们的控制之下。但是，到1934年和1935年上半年，情势仿佛有了变化，尽管中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天羽声明”和“藏本事件”，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暂时停止下来，日本侵略军从山海关、古北口等长城要隘暂时撤出，任职两年多、以强硬主战著称的陆相荒木贞夫辞职，东北和关内之间实现通邮和通车，中日两国又互将驻对方的外交使节从原来的公使升格为大使。 其实，日本所以要在此时摆出貌似缓和的姿态，原因并不难理解。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一口吞下中国的东北四省，总面积达128.5075万平方公里，是日本本土面积的3倍。东北人民在激烈反抗， 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野心勃勃而国力有限的日本侵略者，包括最蛮横的军部，都需要有一点时间来消化他们刚刚到手的果实，巩固他们在东北的统治地位，以便采取新的步骤扩大对华侵略。同时，强占东北的侵略行动，使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孤立的地位，它被迫退出国际联盟；日本同英美和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也存在利益冲突，相互关系需经调整，这也需要时间。至于发动对华全面战争还要进行许多准备，就更不待言了。当时的天津《大公报》写道：“目前日本政策，仍为先以全力经营满洲，盖军事上既相需，外交上亦称便也。”（注：《备战中之日本外交》，《大公报》1934年1月25日。）北平《晨报》也写道， “（日本）军阀亦感觉东北四省既入囊中，华北数省亦受控制，稍敛锋芒，未始非计，故姑且暂退一步，以求避免国际冲突。中国如此局势，不特永无收复失地之力，即未失者亦终当为彼所攫，不过时间问题，何必亟亟。”（注：《日本之反军阀声浪》，《晨报》1934年1月28日。） 在这种背景下，日方特意把“中日提携”和“经济合作”的调子高唱入云。1934年5月20日，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向回国述职的驻华公使有吉明指示：“公使归任后，应解释日方之真意在维持远东之和平，谋中日两国之共存共荣，促华方对此政策有所了解。”（注：《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8册，台北渤海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3358页。）6月7日，有吉明归任后谒见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对他说：“广田表示：今后欲打破中日间难关，应由中日两国互相提携。”（注：砚农：《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国闻周报》11卷23期。） 国民党政府也在改善中日关系上散布乐观情绪。是年3月7日，蒋介石在南昌作《中国之外交政策》讲演时说：“日本侵略中国，乃坐于中国之不竞，纯粹由于吾人之不能自立自强。中国何日能统一安定，发愤为雄，予信不仅东北失地必能归还，而且日本以所处地位环境之孤危，及与中国民族血统之相近，历史文化之关切，更素念中国为王道文明之国家，必然乐于依附，随我而竞争于国际大舞台也。故日本之于中国，正所谓‘抚我则后，掠我则仇’，终非我最后最大之敌人也。”（注：《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8册，3338页。） 中日两国提升为大使级外交关系后，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郑重地发表谈话：“此次双方以最短时间与最简单手续，将彼此所派使节同时升格，使多年悬案得一圆满解决，实堪欣幸。同时以日广田外相之努力及诚意，使中日邦交得一划时期的改善，尤足值吾人之感佩。吾人深信中日邦交之增进，应以互相尊重为原则，而此次使节升格即为互相尊重之最明显表示。嗣后中日两国间之一切问题，均可依据此种精神，以期达到互利目的而解决之。”（注：《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 8 册，34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