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9639 （2000）05—0081—06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原本是形容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群众关系的一句古训。借用这句古训来形容人民群众在“文革”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也许再恰当不过了。诚然，“文化大革命”运动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才得以发动起来和进行下去的。但同样，“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结束也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先后觉醒和长期抗争才得以实现的。对此，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给予了充分肯定。然而，迄今为止，在国内外有关“文革”的研究中，对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觉醒和抗争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甚至国外还有人公开否认人民群众在“文革”中的觉醒和抗争这一事实。他们认为：“正是群众对领袖的绝对服从，对错误路线的一跟再跟，不觉悟和不反抗，才使文革得以发动和持续。”（注：郝望：《民众、传统文化与“文化大革命”》，美国《知识分子》杂志1993夏季号。）国内鉴于《决议》的通过，虽然没有人公开发表这样的文章，但私下里也有人持这种观点。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探讨，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作用，进一步深化“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从狂热参与到冷静反思 “文化大革命”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发动起来的。运动初期，广大人民群众出于对毛泽东的高度信任和崇敬，也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的关心，普遍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地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1966年5月和8月，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通过了两个“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毛泽东个人为此还采取了一些异乎寻常的举动。6月1日，毛泽东突然通过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大党委的大字报，搞得北大乃至整个北京市和全国沸沸扬扬。8月1日，毛泽东又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热烈支持他们“造反有理”。从此，红卫兵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8月5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他自己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带头造反。8月10日，毛泽东亲自到党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号召人民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从8月18日到11月下旬，毛泽东先后8次在天安门接见了1100多万全国各地来京串连的大中学校师生和红卫兵。通过这一连串的发动，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了高潮。由于当时浓厚的个人崇拜和长期以来的简单化、片面化宣传教育的影响，当时大多数人真的以为像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所说的那样，一大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所以，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反复动员下，广大人民群众怀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社会主义红色江山”的赤诚之心，积极地投身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毛泽东的号召下，青年学生的响应最为积极。据当时新华社《内部参考》（增刊第916期）披露的的材料反映， 北京中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情绪十分高涨，许多学生纷纷写决心书，贴大字报，愤怒批判“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许多学校举行了批判会。有些学生热泪盈眶，在毛主席像前举手宣誓，表示决心铲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有的学生还咬破手指，在决心书上按上血印，表示斗争到底的决心。他们纷纷成立各种红卫兵组织，杀向全国，到处“造反”“夺权”，斗“黑帮”，揪“走资派”，抓“叛徒”，破“四旧”，把整个社会闹得天翻地覆。情绪上的狂热伴随着行动中的盲从。在没有搞清什么叫“黑帮”，什么是“走资派”的情况下，人们就一窝蜂似的卷进了这场来势凶猛的政治风暴中，正如著名作家巴金所说：“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得高高兴兴。”（注：巴金：《十年一梦》，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页。 ）但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地卷入这场运动的，应该说，运动初期大多数群众的确是拥护和支持这场所谓“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的。 但随着运动的不断发展，“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恶果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经过一段时间的狂热冲击后，面对着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大多数被打倒的残酷现实，人们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冷静的反思。这里且举几个典型人物的认识过程，以见一斑。 卜大华，全国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发起人之一。“文革”初期，因“炮打中央文革”被捕入狱，1967年7 月被下放到陕北插队。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标，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陕北的山沟沟，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流过热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流下眼泪！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站在地上看世界。在这里，我发现一种与城里人的狂热膜拜相对照的普遍心理：农民在迷信中忍耐，在保守中缄默。”（注：胡平等：《历史沉思录——井岗山红卫兵大串连20周年祭》，《历史在这里沉思》（5），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从此，他不再狂热， 而开始了冷静的反思。 安文江，复旦大学影响很大的红卫兵组织“红三司”的发起人之一。1967年1月，在上海大夺权斗争中， 他与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组织发生冲突后，因为组织“炮打张春桥”的斗争而被押上批斗台。他在回忆这件事对他的影响时说：“虔诚的教徒有宁静的心境。颠狂的白痴没有痛苦的神经。我虔诚过，我颠狂过。一旦清醒，接踵而来的便是痛苦。这种痛苦由于找不到新的精神支柱，看不清前行的目标而格外深切。希望的幻灭，理想的失落，被愚弄的激愤，被诱奸的耻辱把我压进思索、寻觅的炼狱。”（注：安文江：《我不后悔》，《历史在这里沉思》（5），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 巴金，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革”初期最早被打倒的“黑帮”和“反动权威”之一。作家出于天真善良的愿望，曾“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注：巴金：《十年一梦》，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169，172页。）。 他甚至因造反派不谅解这番苦心而“感到苦恼”。然而，善良的愿望却遭到无情的蹂躏。面对着周围发生的一切，作家不得不常常反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残酷的事实对此作了不容争辩的回答。从此，他不再用别人的训话来思考了。“我忽然发现在我周围进行着一场大骗局。我吃惊，我痛苦，我不相信，我感到幻灭。”（注：巴金：《十年一梦》，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169，172页。 ）但经过一段痛苦的思考和反省后，作家并没有沉沦下去，他表示：一定要活下去，看看你们怎样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