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吹响了“向西部进军”的历史号角！然而，早在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中国西部就经历了一次战略性的大开发。这就是闻名遐迩的三线建设。三线建设堪称西部大开发的先行，同时也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一、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的先行 有一位外国朋友说：1964年是中国年。这不仅因为中国在这一年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而且因为经过1961年至1963年调整国民经济的艰苦努力，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好转。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再有一年过渡，将开始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在酝酿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作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 当时，中国的周边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局势：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采取了扩大战争的步骤，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南大门；在北方，中苏边境冲突不断加剧；在东南沿海，美国侵占着中国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并支持国民党武装袭扰大陆；在西南方向，自1962年10月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以来，中印双方一直处于军事对峙状态。面对如此严峻的周边形势，确实必须加强国防。然而，当时的中国工业布局，从军事经济学的角度审视，显得非常脆弱。这不能不引起中国最高决策层的严重关切。因此，从备战的角度对中国工业布局进行大调整，按战略纵深进行新的配置，也就成为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迫切任务。 备战问题，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问题的引起是1964年4月25 日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提出了一份《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报告认为这方面的问题相当严重：一是工业过于集中；二是大城市人口多；三是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集中在大城市及其附近，容易遭到破坏；四是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研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第130～132页。）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第126页。）国务院为此成立了专案小组， 以李富春为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为副组长。 1964年5月10日至11日， 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的汇报时，插话说：“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他提出国民经济要有“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八册，第559～560页。）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5月15 日至6 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农业规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谈了他的看法。他从存在着战争的严重威胁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特别强调要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注：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讲话记录，1964年5月27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第1768～1769页。） 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一次强调备战问题。他提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他特别强调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薄一波事后回忆说：“毛主席的这番话，引起与会同志的共鸣。……自此，全国备战的气氛日趋浓厚。”（注：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200、1216、1204页。）中央工作会议同意“三五计划”方针以国防建设为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构想。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 罗瑞卿联名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提出了建议：一切新建项目不放在第一线；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军工和机械工业，能迁移的就迁移到三线、二线，能一分为二的，就部分迁移到三线、二线；在第一线的全国重点高校和科研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就迁移到三线、二线，不能迁移的，也应一分为二；今后一切新建项目，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第133～135页。） 这样，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便开展了起来。由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有关省市领导人组成的西南、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相继成立，李井泉、刘澜涛分别任主任。各有关省市自治区也成立了相应的指挥机构。所谓一、二、三线，是按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西部地区）为三线。三线建设的目标，就是在我国纵深地区，即西南、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从而形成国家的战略后方基地。 三线建设差不多经历了三个“五年计划”，直到1978年才落下了终结的帷幕。国家“三五”和“四五”计划的投资，大部分用在了三线建设上。其建设规模之大，投入之多，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西部建设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和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就多达300 多项，由一线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有49个。（注：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200、1216、1204页。） 三线建设对于西部地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三线建设改善了我国工业布局极不平衡的状况，奠定了西部工业的基础。经过多年的集中建设，建成或初步建成了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到七十年代末，建成了30多个工业基地，基本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以重工、军工为主体，门类比较齐全的战略后方基地。由于一大批三线企业陆续建成投产，使西部地区的工业产值平均增长速度一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使中国东西部工业布局极不平衡的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三线建设也带动了内地资源的开发，促进了地方经济，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以四川而论，1964年四川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4%，到1980年四川工业产值在工农业产值中的比例上升到66%。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总额到1976年增加到三线建设前的4.43倍，仅次于辽宁位居全国第二。（注：章玉钧总主编：共和国五十周年四川文史书系·《三线建设铸丰碑》，第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