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2456 （2000）05—0059—07 新文化运动肇始于1915年，以《青年》杂志的创刊为主要标志。知识精英已经不再满足“中体西用”式的东西两种文化的“凑和”，他们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对传统思想与制度重新估价，对封建文化展开了全面、彻底的声讨，主张全盘吸收西洋新文化，创造新文化。中经知识精英的辩难，最后形成较为科学的“辩证的综合论”。 从新文化运动的主体——知识精英——的活动来看，新文化运动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知识精英探索“符合”时代的新文化；二是他们通过一系列的举措，拟开展文化启蒙，启迪和教育民众，扩大新文化的影响。 一、“创造”新文化 （一）“新文化”的建设方向 1920年以前，“新思想”、“新思潮”等新词颇为流行，但何为“新思想”、“新思潮”以及其目的和意义，却在知识精英中产生了广范的论辩。1920年后，“新思想”、“新思潮”已鲜有人道及，“新文化”一词代之而兴，广为流传。 “文化”代替“思想”，并没有消弥论争。究竟什么是新文化，世人众说纷纭。何为文化？是知识精英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指出，文化是相对军事、政治、产业而言，其内容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方面[1 ]。一些学人则从文化与文明的观照中来理解、认识文化。君实认为，文化是相对文明而言：文明指制度文物风俗习惯等外的状态而言，文化则兼有内的精神之意味[2]。胡适认为， 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环境的总成绩；文化是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强调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3]。 对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文化”的千姿百态。在陈独秀看来，新文化就是对旧文化而言，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要赋予原有的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以新的内容。尤为强调“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推崇“全社会友爱”的“现代道德理想”，提醒世人知识理性和德义都不及美术、音乐、宗教力量大[1]。当时，文化精英有一个普遍的共识， 即“新文化”必须扩大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陈启天指出，“输入学理”还不够，“新文化”应该是“人生的新倾向”和“思想的新方法”的结合。所谓人生的新倾向包括：（1）由静的人生到动的人生，（2）由竞争的人生到互助的人生，（3）由家族本位到社会本位，（4）由军国主义到世界主义，（5）由贵族主义到平民主义。所谓思想的新方法包括：（1）由垄断的思想到解放的思想，（2）由迷信的思想到科学的思想。 惟有“新倾向”、“新思想”，才可以而且也容易产生新教育、新学术、新文艺、新道德、新制度[4]。君实则指出， 新文化的内容应该包括：由精神力之根本的开发，以完成物质文明；主张个人之正当自由，同时要求“社会生活全人类生活，以努力于新人道主义之发达”；科学的知识外，艺术的创造力，尤关重要；新文化乃多数民众之文化，非少数特殊阶级或少数社会之文化[2]。 与此同时，有人发现诸多“新文化”缺乏“学术”底蕴，都是生吞活剥、不求甚解的产物，这种窒塞创造力的“平凡主义”、“通俗主义”，过多清算旧文化的弱点，由此导致新文化“根柢浅薄”，引起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5]。 1921年上半年，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忽然呈现沉寂之象。时人是这样描述的：杂志中鼓吹文化最力者，最近或停版，或延期，或内容不如从前之丰富，文字不如从前之精纯；报章中以鼓吹文化相号召者，最近或面目犹是，精神已非，或形成变相之艺林，或仅充谩骂；丛书中以培植文化为职志者，最近或中止，或缓期，或杂取各杂志已登之文字而附以新名，或任意迻译舶来之小品，而诩为鸿制。凡此皆非新文化运动中之良好现象也。慧心发表文章指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没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探讨新文化的精神，以为所谓新文化就是“摭拾一二新名词，即已蒇事”。评论反对一味在“新文化”字眼上的纠缠，主张探求新文化的精神实质，应用于社会实际生活[6]。 其后，有关“新文化”内涵的讨论庚续不绝。30年代的突出表现为张申府发起的新启蒙运动。他以理性、综合的态度审视“新文化”，主张开展民族主义的科学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4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一部分知识精英认为，个性解放必须向集体生命的保障转变。林同济呼吁，新文化必须向这条路线转换，也只可向这条路线转换。他认为文化建设新方向只能是：（1）从自由到皈依，（2）从权利到义务，（3）从平等到功用，（4）从浪漫到现实，（5）从理论到行动，（6）从公理到自力，（7）从理智到意志。 希望以此作为“新思潮的种子”，“制造出一个第二度新文化运动”[7]。 这一时期知识精英的最大贡献，则是总结“新文化”的发展历程，赋予新文化以较为契合时代的内容。《经纬》所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编者按”曾明确提出，“五四以来，我们即谈新文化，然而实际上，到今日为止，我们还没有可以独立的新文化。所以中国学术界之任务，在创造新的民族文化。所谓新者，是科学的，所谓民族者，对外而言是中国自己的，对内而言是各族共有的。简单的说，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科学的，这是新民族文化的特征。”[8]此后，“科学的、民族的、 大众的”文化脱颖而出。“新文化”的变迁，反映了知识精英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二）如何“创造”新文化 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在谈到“新民”说时，提出“新”之义有二：一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9]（P227）。 这无疑是对“中体西用”的突破。但这种主张毕竟未占主导地位。除复古思潮外，“中体西用”、“折衷”、“调和”等主张，以不同面目竞相登台亮相，讥讽“欧化”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