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综述

作 者:
杨青 

作者简介:
杨青 (1955-),女,河北霸县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馆员,主要从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史的研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 100080

原文出处:
《教学与研究》

内容提要:

近年来,学术界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课题研究更加深入。学者们围绕着抗日战争的起点及阶段的划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抗战时期的经济、教育、文化和日军侵华罪行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成果显著。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1 年 01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0)09-0065-06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高潮过后,学者们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在原有基础上,研究领域不断拓宽,课题研究更加深入,进展较大,成果显著,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抗日战争的起点及阶段的划分

      关于抗日战争开端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已有的观点是“九一八”说、“一二·九”说、“西安事变”说、“七七”说、“八一三”说、“八一四”说、“并存”说(即“七七”和“九一八”两种说法可以并存)、“区别对待”说、“对日宣战”说等。近年来,周喜峰又提出江桥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开端的观点。他认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开端,东北人民武装抗日斗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桥抗战是中国军队最早与日本侵略军展开的大规模战役,应该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同时,江桥抗战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因此,中国抗日战争不是八年抗战,而是十四年抗战,它的起始时间应该是江桥抗战爆发的时间,即1931年11月4日。

      对抗日战争中战略阶段划分,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没有战略反攻阶段。马仲廉认为,作为战略阶段的划分,必须从战争、军事的角度,特别是从作战的进程与变化来划分。由于战争后期国际形势骤变,中国战场将要出现的战略反攻未能实现。李继华认为,抗日战争中敌我攻防的阶段划分应分两个层次:一是抗战总态势,中国只有总体上的战略防御,而没有将战争推进到日本国土上的战略进攻。二是在战争总态势中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中,抗战分三个阶段,具体应表述为:(1)敌之战略占领、我之战略退却;(2)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3)敌之战略退却、我之战略反攻。在这三个阶段之上,抗日战争的总态势则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

      (二)抗日战争中的国共合作问题

      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问题,过去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次合作没有共同纲领,并把它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之一论及。1992年,唐培吉和张劲首次提出“第二次国共合作,有着共同的政治纲领”的观点,当时学者们对这一问题关注不多。近期沈海波认为,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基础之上的。既然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有着共同抗日的前提,那么两党也就具备了制定共同纲领的基础。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酝酿阶段,国共两党就一直试图制定出一个能为双方所接受的合作纲领。当时具有共同纲领性质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虽然不是国共双方共同颁布的,但由于其基本包含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内容,所以在当时来说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和积极性,也为中共所承认和实行。因此,《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即是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孙玉芝论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他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特点:一是具有广泛性、进步性和革命性;二是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因此国共两党都有很大的独立性;三是由于国共两党有着根本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因此具有矛盾性。

      (三)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地位问题,是长期以来抗战史研究中分歧较大的问题之一。一种意见认为敌后战场是主战场;另一种意见认为正面战场始终是主战场;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两个战场都重要,不必区分主次。

      阮家新提出:对两个战场的考察,有必要确定一个新的出发点,即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间的战争,只能把日本看作交战的一方,把中国看作交战的另一方,而决不能把中国抗日战争割裂开来,看作是两国三方的战争;不要把国共纠纷与抗日战争扯在一起,混为一谈,这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两个战场的出现是由敌我力量对比而决定的,是统一的持久战战略方针(以空间换取时间而达到持久,在持久中消耗敌人而争取最后胜利)下合理的分工。两个战场互相配合,互为依存,相辅相成,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只是抗日军队作战地域的划分,是统一的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不能割裂的。

      马仲廉认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正规战与游击战在战略上的相互配合,在抗日战争的整个阶段都存在着。在战役上的相互配合,主要表现在战略防御阶段,而在这一阶段中的太原会战,尤其是忻口战役更为典型。忻口战役不仅有战役上的密切配合,而且有战斗上的紧密协同,还出现了共同制定作战计划,两党军队相互指挥的团结局面。这一战役是国共两党团结一致协同作战的典范。

      罗焕章认为:从抗日战争全过程看,抗战初期正面战争是主战场,从抗战中期到抗战后期,主战场发生了转化,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主战场。这种转化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主客观的基本条件和深刻原因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相辅相成,但毕竟在各阶段总有一个方面占据主要方面。

      (四)抗战期间中国的经济

      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方面,对抗日根据地及国民党统治区在抗战期间的经济政策、所起的作用和弊端进行了研究。

      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各项经济政策,唐正芒认为是与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统一战线政策相辅相成的,其性质是战时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私营经济政策、劳动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方面的制定,都是一种新的战时的经济政策,是在民族战争第一位的情况下为适应全民族抗战需要而制定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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