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意识与实践的历史考察

作 者:

作者简介:
朱汉国(1954-),男,江苏省武进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中国现代化的意识产生于鸦片战争之后。自魏源要求“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始,至今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国人追求现代化的意识,大致经历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意识、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意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意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现代化意识反映在实践层面上,即形成了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现代化的实践活动。对中国近代以来不同内涵、方向的现代化意识和实践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现代化历史的认识和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的发展。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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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0)05-0029-08

      何谓现代化?至今仍是见仁见智、言人人殊的一个概念。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一书中,曾罗列了现今学术界流行的四种说法:一曰,现代化就是“西化”或“欧化”;二曰,现代化就是工业化;三曰,现代化就是富强化;四曰,现代化就是创新与效率化[1](P93)。实际上,关于现代化的认识,远不止前述四种。如金耀基就认为:“现代化是指传统性社会利用科技之知识以宰制自然,解决社会与政治问题的过程”[2](P3)。A·R·德赛则从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态等领域描述了现代化的含义与特征。[3]

      我认为,纵观近世各国现代化进程实态,现代化实在是一个多姿多态多层面发展的历史过程。各国由于其社会发展的背景不同,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和要求也不尽一致,各国所反映出的现代化内容及现代化过程也形色各异。因此,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概念,来准确地表述现代化的含义及特征。就中国而言,由于不同于欧美的历史背景使得中国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和实践。

      本文试图对中国的现代化意识和实践作一纵向考察,以有助于人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认识。

      一、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意识的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而是在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这种背景,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中国现代化启动于国门被迫打开之后,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开放性。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中国与世界融合交往的历史过程。

      第二,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兵临城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形势下发生的,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抹上了雪耻图强的色彩。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也是发愤图强,重振民族雄威的历史过程。

      第三,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与西方现代文明的较量失败后启动的,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向西方学习的态势。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学习西方、赶超西方的历史过程。

      开放、雪耻、图强、学习西方、赶超西方,即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有关开放、雪耻、图强、学习西方、赶超西方的意识,亦即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意识。

      诚然,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现代化的意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内涵和方向。但纵观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正是这种强烈的追求现代化的意识,指引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发展。

      中国现代化的意识产生于鸦片战争之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即是中国现代化意识的最初形式。“师夷”,就是向西方学习。“师夷”的目的,是为了“制夷”,是为了中国的强盛。

      自魏源要求“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始,至今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国人追求现代化的意识,按其具体内容,大致可划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资本主义现代化意识阶段(1840-1919)

      在这一阶段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主要表现为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企图仿效西方模式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意识又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期。

      1.学习西方“器用”期。魏源的“师夷”主张揭开了这一期的序幕。在魏源那里,“师夷”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他在著名的《海国图志》中指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4]因而他主张要尽可能地向西方购买或仿造外国的轮船和枪炮,以创办自己的现代军事工业。魏源这种企图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用”来赶超西方的主张,反映了国门初开,国人对现代化的最初直观认识。因为中国首先在军事方面蒙受了奇耻大辱,领略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因此,在与西方先进的文明较量中,第一感受,即是要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从这一角度言,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渗透了时代的要求。因而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思想,很快成为社会的普遍意识。随后出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就是这种意识的延续和发展。

      2.学习西方“制度”期。以学习西方坚船利炮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哄哄闹闹近20年,并未能使中国得以自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又一次遭受赔款、割地的屈辱。面对现实,一些有识的中国人已开始意识到,仅凭坚船利炮不能使中国自强,必须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改变窳败昏昧的封建体制,才能遏止列强的侵略,使中国强盛起来。于是,从19世纪90年代起,国人开始走出“学西艺”的圈子,进而产生了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意识。从康有为、梁启超企图以改良的办法,在中国引进英日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到孙中山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专制政体,在中国建立法美式的共和国政体,无不反映了国人力图引进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将中国引向现代国家的意识。

      3.学习西方“精神”期。中国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努力,应该说,曾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政体,在中国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政体。但新生的共和政体,未能预防袁世凯专制独裁的出现,也未能改变中国继续受列强欺凌的局面。这种局面,使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再次感到,向西方学习还有更深层次的内容。他们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还必须建立相应的文化思想;新国体与旧文化绝对不能调和。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撰文指出:“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不必废其一。”[5]于是,从1915年起,要求学习西方民主科学精神,重建中国现代文明,成为最先进的社会意识。在这种意识支配下,中国旧有文化受到了最严厉的批判,西方的民主科学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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