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00)04-0046-04 20世纪是中国全面回应世界现代化潮流挑战的世纪。在中华民族外侮频至、内乱不息的生存危亡情势下，启动现代化的首要前提就是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建立集中统一的、现代化导向的中央政权，确定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范式，以国家政权的权威力量自上而下地推动现代化事业。由此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中国的现代化将在一个最具有社会动员能力的现代政党的指导下，由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组织推动，进入以社会主义为范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化的50年，是对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化，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不断求实，动员社会资源的制度安排不断丰富，现代化发展战略不断完善的50年。这50年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全面移植苏联斯大林模式的改造时期；对苏联斯大林模式进行片面修正的动乱时期；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时期。这三个时期对现代化发展目标的设定，开始是以单一工业化为现代化指标，进而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最后再扩展到全面现代化的多项度综合发展指标体系。在现代化发展战略上的表现，则是从“超英赶美”的盲目赶超战略，逐步转变为以社会全面均衡发展战略的历史性进步。这个对现代化认识从片面到全面的体认过程，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发展价值取向的变化，即由求“强”以立国本，到求“富”以筑国基，再到“以人为本”以铸国魂的历史演进过程。 一、求强意识下的工业化战略和向斯大林模式的全面转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共中央从中国生产力极不发展的国情出发，认为至少要搞15-20年的新民主主义，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当时曾设想，先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农业和轻工业，为建设周期长的重工业积累资金。1953年开始的大规模向社会主义急速过渡的“一化三改”，是对建国方略的全局性战略转轨，在向社会主义全面转轨中，深深根植着中国百年来刻骨铭心的追求工业化的求强意识。 工业化是从中国百年屈辱中激发起来的强国夙愿。苏联运用超强的国家政权全面组织社会生活、调动社会资源，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高速发展起了工业化，取得了强国路线的成功，成为世界上惟一能够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这对新中国无疑有着强大的示范力量。在当时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成员，需要依靠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中国工业化所需的宝贵的资金、技术。把工业化目标和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联系起来的斯大林模式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首选目标。苏联斯大林模式包括高度统一的行政指令计划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这是用政权的力量强制性管理社会，牺牲农业，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于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它对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启动在短期内能收其急效，也有十分严重的弊端。但在当时的中国，人们普遍地缺乏现代制度知识，在观念上是把苏联模式当作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之路，不但对苏联模式的体制弊端知之甚少，对中国人口多、资源匮乏、文化落后的国情也缺乏深刻认识。一旦国民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向工业化的全面进军和向社会主义全面过渡几乎成为必然之势。 在中国资金匮乏、农村人口众多、农业商品率低的制约条件下，为了加速实现工业化，集体化就成为提供工业化积累的现实选择。其发展逻辑清晰可见：工业化的启动带来了与农业争资金、原料等问题，为解决工业化所需资金和人力物力，国家对农产品采取了统购统销政策，这是运用政权力量挤压农民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政策；对亿万个体小农进行统购统销产生了繁杂的管理问题，需要大力推行集体化把个体农民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都管理起来。同时，国家对农副产品初级市场的统制，又需要解决赖以为生的千百万人的生计问题，为了保证这一政策的有效实施，则必须把分散经营的个体生产单位纳入国家整体的行政管理系统之中。从而使对农业、手工业、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十分急迫的现实问题。社会主义承担起了为工业化进行社会总动员的历史使命。党中央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行以工业化为主体，以农业、工商业改造为两翼的发展战略。这个发展战略有着模式上求纯、速度上求快的内在驱动。实践中，预定15年的过渡期3年就完成了，而改造的主体部分又是在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完成的，留下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1]的后遗症。“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成为了国家惟一的经济基础，但作为“主体”的工业化任务远不是靠行政命令和群众运动所能实现的。在向社会主义急速过渡的社会大变革中，虽然没有像苏联那样造成生产力的破坏，但产生的效应是相同的。原来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的市场因素基本退出了经济生活领域，国家统揽了一切社会事务，社会缺乏活力。在把工业化目标简单化的认识下，“改造”的实践中是把对合作化的态度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阶级斗争来搞，把党内求稳的策略分歧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制造出了急于求成“冒进”冲动的途径依赖。这种在制度创新中形成的“左”，是比“急、粗、快、纯”的具体问题更难以调整的。 二、求强意识下“赶英超美”的盲目赶超战略和对斯大林模式的片面修正 长期以来，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求强要求，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抓紧准备世界大战的加速驱动。毛泽东在1955年底提出：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机，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号召全党反对保守主义，不要按常规走路[2]。在这里，求强和求速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的制度创新，建立起来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这对于集中全国资源进行现代化赶超战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6年，毛泽东多次向全党指出：如果中国50年内不能赶上和超过美国，那就要被开除“球籍”。他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向自然界开战”。这种赶超意识，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心声。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盖子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也对刚进入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思考。毛泽东针对“三大改造”的遗留问题，曾说过“消灭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他在1956年4月作的《论十大关系》，是为中共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开山之作。中共八大作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重大决策。但这个良好的开端，却在不久发生了逆变。中国刚刚迈入社会主义门槛，对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还没有切肤之痛的体认，探索还没有跳出斯大林体制的原则框架。一方面，苏共二十大的改革路线，对中共领导人既有新思维的启示，也带来了相当多的疑虑。国际上波匈事件的出现，骤然加重了党的阶级斗争警觉，成为1957年从整风到反右转向的关键动因。另一方面，在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喜庆气氛中，党内在“改造”中滋长起来的“左”的急于求成的情绪还有继续发展之势。把国家建设看得非常简单，冀望乘胜组织几个大战役一举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不乏其人。这就带来了建设路线的极不确定性。在国际国内复杂因素作用下，形成了盲目的工业化赶超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