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39(2000)02-0075-04 会馆是旅居异地的同乡人为联络乡谊以及防范异乡人的欺凌而结成的民间社会组织。它产生于明朝，兴盛于清朝，衰落于民国时期。 进入民国以后，会馆虽然在社会的发展中逐步走向衰落，但其社会影响仍然十分明显，无论是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对人口、民政等方面都产生过明显的影响。 一、会馆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民国是一个向现代化迈进的时代，也是一个多事之秋。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层出不穷的新东西，也时常伴随着社会的动荡与曲折。处在这一时代的会馆以它自身的优势对社会政治产生着多方面的影响。 1.会馆成为革命者活动的场所。会馆由于它有一种特有的社会服务功能，不少革命者都与会馆有着密切的联系，以之作为从事革命活动的场所。1912年5月5日，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进京出任教育部佥事，就住在浙江绍兴会馆藤花别馆。在此，他著文痛斥封建专制，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战斗号角。4年后，他又迁入会馆内的“补树书屋”，一住又是3年半。在那里，他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等著名小说及《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杂文，还有27篇随感录和50多篇译作，为唤醒国民，传播“新世界的曙光”作出了巨大贡献。 1918年12月22日，李大钊与陈独秀在北京的宣武区骡马市米市大街64号安徽泾县新馆北室内创办了五四时期的进步政治刊物《每周评论》。《每周评论》在此创刊，不仅提高了泾县新馆的知名度，也为闻名中外的五四运动的爆发注入了活力。 共产党成立之初，中共北方局活动地点设在四川潼川会馆内。有不少共产党员如贺诚、左道之、谭卫根、王蕴中、左治生、谭襄城、蒋瑞琪、杨蕴璞等利用潼川会馆作掩护，在该馆内成立了梓光社，并创办了《梓光》杂志，在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的领导下，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1927年10月18日，反动军阀查封了赤色刊物《梓光》杂志，梓光社成员纷纷转移至外地，梓光社被迫解散，中共北方局遭到严重的破坏。王蕴中因未及时逃走被军警逮捕于潼川会馆中，后与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等18人，同时英勇就义。 2.会馆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会馆除了为革命者提供活动场所外，还积极支持、参加革命活动。民国初年，孙中山北上时，就受到各会馆的热烈欢迎。1912年8月21日，孙中山到达天津，广东会馆召开了热烈的欢迎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孙中山登上会馆舞台，慷慨陈词地发表了演说：“吾国自改建共和，仅有其名尚无其实，危险较专制时代尤甚，友邦爱我者多方提携维护，而忌我者遇事吹求，幸灾乐祸，望革命中人此时较破坏专制尤应牺牲一切加千万倍之力共谋建设，尤望吾四万万同胞共同致力，使我中华民族数年后在地球上成一等强国。”[1]到北京后，孙中山也受到不少会馆的欢迎。1912年8月25日，湖广会馆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欢迎孙中山的到来。同日下午1时，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促进会联合组建国民党的成立大会也在湖广会馆内召开，孙中山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宣布了国民党党纲：第一，促成政治统一；第二，发展地方自治；第三，实行种族同化；第四，注重民生政策；第五，维护国际和平。孙中山被选举为国民党理事长。 会馆除了为开展革命活动提供基地外，还走向社会，与众多革命组织一起从事革命活动。1919年5月4日，举世闻名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上海的不少会馆组织开展了爱国活动，潮惠会馆、揭普丰会馆等会馆组织从2-4月对时局的发展一直十分关注，尤其是关注青岛问题的解决。[2](P648-654)6月2日，北京当局开始逮捕学生，江宁会馆的董事陈良玉等参加了由上海学生、教育界、同乡会、商业领袖等组织的演讲会，一致要求罢市，惩办卖国贼，恢复公民权利，释放被捕学生。[2](P300-305)三罢开始后，不少会馆参与组织行动、散发消息和维持秩序。宁波会馆还给北京政府发了电报，表示对维护公共秩序的担忧：“上海商学工各界激于爱国，群起罢业，人心惶惶，危险万分。若不迅予解决，窃恐大局摇动，不可收拾。伏乞俯顺舆情，释放被捕学生，罢黜曹、章、陆诸人以平公愤而全大局。迫切陈词维希重鉴。上海四明公所（宁波会馆）全体40万人同命。”[3]同时，会馆还为援救其被捕的同乡积极活动。陈独秀被捕后，上海的安徽人十分关切，并与北京的安徽会馆联系以助其获释。[4]1927年3月，帝国主义仇视中国革命，挑起了“南京事件”。上海的茶业会馆、商船会馆等组织积极呼吁妥善解决，并致电美、英、日政府，要求采取镇静态度，信任中国人民。[5] 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现代化进程开始以后，旧式的会馆组织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会馆自身也感觉到这一严峻的形势，以往山东旅沪商民“商于斯（沪）者，犹循旧轨，力与为敌，以朴为经，以勤为纬，尚能矗立于中外互市之秋。”而在新的商战形势下，则必须通过“会馆之诚合，群策群力，共谋恢张，揽利权之要，而驰域外之观。”[6]尽管如此，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会馆仍以其自身的力量对社会经济发生着作用。 1.以自身的变化推动着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以工商行业为主体的会馆主要从事着经济活动。可是，进入民国以后，会馆的传统经济活动远不能适应需要，它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过程。上海是工商行业会馆发展最为典型的地区，下面以此地会馆为例进行说明。 上海丝业会馆的组成人员，是一批在沪居间进行土丝出口贸易的丝商，他们所经营的丝号、丝行、丝栈，虽然一开始就同对外贸易相联系，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轨道，但初创时的行栈规模不大，经营特点带有牙行性质。这些行栈的经营者，有的兼任洋行买办，有的有田产，进行封建地租剥削，在茧丝产区一般都同地方封建势力联系紧密。丝业会馆的设立是鉴于“申江为通商要区，百货云集，中外流通，而丝业尤大宗”，以贩运土丝出口贸易为业务的丝商，亟需建立团体以维护同乡、同业利益。其宗旨在于“联同业之情而敦异乡之好”，“齐心协力，共扶善举”。[7](P526)虽然也强调同业应“治丝不棼，中外懋迁，日新月盛”，但并没有实际的措施来推动土丝出口贸易的发展，它所履行的职责，主要是定期召集同业祭祀神主；为同业提供各种公益设施和条件；采用“五家联保”形式确保行会原则的实现和同业的均等利益；代官府向各丝行、丝栈征收税捐；代丝行、丝栈向官府请领印簿；统一划定丝市收购价格；禁止被称为“白拉”的私贩到产区收丝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