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中国政治文化发展成就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唐德先(1965-),男,吉林松原人,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讲师,法学硕士。 东北师范大学 研究生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原文出处:
《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近20年的中国政治文化发展是伴随改革开放,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改革进程曲折前进的,既有成就又存在问题。成就:政治生活主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民主、服务经济转变;国家职能——由单一政治职能向综合治理转变;政党功能——从统包一切向“有所不为”的执政党政治领导方式转变;民主观——增添了新时期的新内容;法治——由法律虚无主义转变为依法治国、依法办事;政治决策——由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的转化,并有决策的社会参与等等。主要问题: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问题;反文化现象的遏制问题;公民政治文化分布不平衡问题;政治文化及相关学科建设严重滞后问题。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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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0;D6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0)05-0067-06

      一、成就

      近20年中国政治文化发展是伴随改革开放,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改革进程,曲折前进的,可以说别开生面,新鲜而具有活力。20年间,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出发,结合时代特征,不断总结实践经验,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树立起一面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邓小平理论中的政治文化方面,在政治认知上,完成新时期政治观念的重大转变,并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认同,而且付诸和表现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可以说,中国人在新时期政治观念上的重大转变,是近20年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要成就。这一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一)政治生活主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民主、服务经济转变

      从1957年下半年至1976年10月,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期间,“文化大革命”十年间,达到极致。“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自上而下地成为全民的普遍政治意识和行为标准,导致政治思维“以‘左’为正”、“以正为右”,人们称之为极左偏狭症、恐右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敢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完成了工作重心向现代化经济建设的转变,提出了恢复、发扬、发展人民民主,政治服务于经济。邓小平分析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生产的矛盾,确定了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从而政治生活主题转向民主管理和服务经济。

      纵观20年间人民民主观念和政治服务经济观念的转变和发展,大体上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邓小平提出的“经济民主”,表现为企业职工民主管理意识的增强和经济体制改革意识的不断强化和深化,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自主、自我意识逐步提高。国有企业职工大多树立了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参与企业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观念,以及在市场经济下,参与创新开发和平等地正当竞争意识。二是邓小平提出的创造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的政治民主,表现为公民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政治认知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关注和获得了全面系统的认识,在选举行为上,从人大代表的选举到群众自治组织和基层单位的选举,愈益表现出自主选举的自我意识。政治民主观念的增强还表现在公民对政府行为和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政治评价与政治监督意识和主动性积极性日益增强。相当数量的公民具有了维护自身公民权利和利益的意识。三是思想自由和学术民主,表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不断打破思想禁锢和僵化,人们无论是利益的表达还是意愿的诉求,日益敢于和乐意诉诸舆论,以及参与议政和政见、政策问题的讨论,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切实体现了双百方针,一般已形成自由表达意见的氛围。总之,围绕经济这个中心、这个政治生活主题,毛泽东当年期望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已基本形成。

      (二)国家职能——由单一政治职能向综合治理转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人们对国家职能的政治认知是单一和偏狭的,比较普遍地自动或被动地接受单一和政治职能的认识,在人们的政治心态、心理上,自动或被动地“深刻绷紧阶级斗争的弦”,“密切关注阶级斗争新动向”,就是国家政治职能这一项也只剩下了打击、镇压“阶级敌人”这一条。以至搞得人人自危。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生活主题,邓小平明确提出国家总任务是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总目标,因而国家职能转变为以经济管理为中心,发挥综合治理和管理的职能。在政治职能方面,对于局部存在的阶级斗争问题,纳入法制轨道处理,国家政治职能主要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职能,为此,民主政治要制度化、法律化。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应置于国家职能的重心,为此要发挥国家机关组织、协调、控制经济和社会发展,通过实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项战略,实行宏观调控和法治,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在人们的观念上,20年间逐步顺应了上述观念转变的进程,从观念到行为上,基本上达到了对国家职能转变的“政治认同”。在政治心理层面,人们切身感到国家职能的转变,首先使自己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禁锢下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社会主义积极性释放出来,主动性、创造性得以表现。其次是切身感受到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进展。因而,对国家职能转变由衷的欢欣鼓舞和发自内心的赞同,得到社会心理的广泛支持和具有了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在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国家经济职能向宏观调控方式转变,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以及在社会发展方面,实行社会化,人们对国家职能的政治认知,获得了分权分级分层和群众自治的政治新认识,从而使自己的政治观念更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日益把国家权力的行使和公民权利保障联系起来、结合起来,在整体和全局上看,国家和社会治理管理体制,正从传统的“国家制约社会”向“社会制约国家”的现代社会转变中。

      (三)政党功能——从统包一切向“有所不为”的执政党政治领导方式转变

      从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党的领导制度实行“党委大权独揽、书记挂帅”,党领导一切,统包一切的体制和方式。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讲话中指出,现行政治体制的首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个人领导”。同时,党的领导变成了统包一切,造成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使国家机关职能不能正常发挥。结果,损害了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状况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和繁重复杂的任务不相适应的。为了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强调,必须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提出,首先要结束人治局面,实行法治,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原则是依法办事,依法治理管理国家和社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即执政党领导方式必须转变到法制的轨道上来。党领导人民立法,要集中人民意志成为党的意志,党的意志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机关转化为国家意志,制定成法律。其次,实行党政职能分开,消除以党代政、包办一切的现象,执政党的政治领导主要是进行总政治决策,监督国家机关工作和向国家机关选拔、推荐干部和搞好思想政治工作,支持政府工作,提高行政效率。再次,要切实实行党委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改变个人专断制度”。“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研究和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集体决定,分头去办,各负其责,失职者要追究责任。再次,要加强党内监督,反对特权,反对腐败。切实实行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任何人犯了法不能逍遥法外,不允许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同时,要由专门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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