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6-0766(2000)05-0092-10 我在去年回顾五四的一篇小文中曾提出：“虽然‘五四精神’不断被提及，我们历史记忆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断裂意味，这一运动与后之历史发展的关联，除了一些经特别选择而得到反复强调的面相，仍然模糊。”[1]那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史学研究所言，属于“自我批评”一类。其实我们关于五四历史记忆的模糊，也因五四后不少人有意无意在修订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在这方面，许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因常常说其所属的“家派”的话，虽大致是无意的但也影响了后人关于五四的记忆。而有些政治力量则更多是有意为之，如国民党及一些与之相关的读书人，就曾特别强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关系，甚至说是国民党领导了这一运动。 1942年5月《世界学生》杂志刊发的一组纪念五四的文章，就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其中吴稚晖那篇《五四产生了两位新先生》的文章意图最为明显，他不仅要说是孙中山领导了五四运动，且根本试图重塑“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概念。那时正是抗战吃紧的时候，吴对中国传统的态度已较前大为温和，承认世界各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仍存，“它既有此特点，自必有其特长。大约就是能够集大成，适应环境”。过去激烈反传统的吴稚晖此时以为商汤和孔子代表了中国国家民族的特点，即“中国的国家是日新又新的国家，中国的民族是集大成而为民族之时者也”。（注：吴稚晖：《五四产生了两位新先生》，《世界学生》1卷5期（1942年5月），2页，以下吴稚晖语俱出此。） 在这样的前提下，吴稚晖开始重塑五四的形象，他明确提出：“五四运动，是中山先生集了大成，竖起主义，学生起来，发动了一个崭新的划时代的文化运动。”他又界定其所谓“划时代最适时的新文化”说：“文化是精神与物质，一物而两面，两面皆有成就，能脱离天然野蛮，进于人力文明之谓。新文化是适应时代，成就更进之谓。划了时代最适时的文化，精神是使用赛先生帮助德先生，物质是请教德先生发达赛先生之谓。适应时代的新文化，变了主义，就是三民主义，若是笼统叫它文化，就是五四学生心目中的新德先生新赛先生。主义是三民新主义，文化是两位新先生。” 吴氏进而从历史渊源角度来论证“三民新主义”和“两位新先生”的关系和内容：“自甲午到五四之先，大家觉悟中国文化，生了守旧的毛病，于是繁然杂乱的起来运动维新。精神物质，对立争持。体用、西化、本位、全收，向新力大家都有，如何真正适时的纲领何在，一个也没有定见，各快一时的义气。惟有中山先生不慌不忙，抢住了两位先生，改新了两位先生，完成了他的三民主义，适宜了完成民国的时代。他擒住德先生，不让它只是过去的德先生。不取传统民主的财产选举，也不取民死主义的暴民专制，不患贫而患不均，节制富民，丰足贫民，注重八德，行使四权，集了大成，希望成功一个崭新的德先生。擒住赛先生，也不只是看重科学，且要迎头赶上去。迎头赶上去，就是接受已有的，还该更有进步的，必要胜过从前，集了大成，希望成功一个革新的赛先生。” 吴稚晖也知道他将五四学生运动与孙中山连结的立说太勉强，所以承认“五四之先，中山先生并不曾如是的明白吩咐学生，学生也不曾预先请教过他”。不过他给学生分配了一个社会角色，即“过去、现在、及将来，永远是承先启后的中坚”。他认为五四之前倾向于两位“新先生”的空气已“浓厚的弥满全国，如是的酝酿欲成。不惟学生，且有学者，且有教授，且有一切文化人，都隐隐有此说不出话不出的觉悟。到了五四，学生不知不觉，从爱国一点出发，在如火如荼的运动中，就在三民主义的帅纛旗前，扯起了两种新先生的文化大旆，只是临时觉悟，急起直追的承先，只就是五四学生的承先。可是两面大旆，扯了二十余年，一张方子开好了，没有工夫配药，更没有现实服用”。故“五四学生的启后”就是要“一心负起配药的责任，达到服用的目的。如何注重八德，如何行使四权，如何节制富民，如何丰足贫民，要绞尽脑汁，拿起五四运动的精神来，造成新德先生，如何迎头赶上，也绞尽脑汁，成就新赛先生”。 可以说，吴稚晖实际是对近代中国一段历史做出了全新的再诠释。他也不是全无所见，比如他注意到从晚清开始举国一致的“向新力”这一点，便超出那些只见到近代新旧之间竞争一面的研究者。而其全文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正是“新”，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明确指出孙中山“改新了两位先生”。在冠以“新”的头衔后，德、赛二先生的概念与五四前后相比已有非常明显的变化。就赛先生而言，还只是态度的变化。以前吴稚晖最提倡物质层面的赛先生，而且基本是在“接受已有的”的方面着力；由于赛先生那明晰的西来身份认同，所谓“更有进步的，必要胜过从前”，就是从郑观应到孙中山都一直强调的学西方的最终目的是“驾而上之”；关键在于这后面一部分正是赛先生的“新”之所在，所以吴氏这一态度的转变也是带根本性的转变。至于德先生，那简直就是本质的变化。吴氏所定义的“崭新的德先生”的确是面目“焕然一新”，与其西方的原版几乎没有多少共同之处，总让人联想到国民党的“训政”，而其节富足贫的观念倒更接近西方的社会主义（但也增加了太多本土特色），实在不像新文化运动时一般译为“民治”的德先生。 从国民党方面看，更严重的是孙中山的学说本身也被吴稚晖“改新”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三民新主义”了。常规意义的德先生本是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的英译，应与后者相连，但吴氏的新定义则使之转而更接近社会主义，这却是“民生主义”的英译；如果德先生一身而兼此二任，孙文学说岂不成了二民主义，显非孙中山本意。实际上，孙中山自己并未“改新了两位先生”，倒是吴氏既“改新了两位先生”，又“改新”了三民主义。本来吴稚晖也承认孙中山与五四学生运动之间确无实际的联系，说明正是他自己试图“在三民主义的帅纛旗前扯起两种新先生的文化大旆”；然而这样一种整合性的愿望和努力却因其随意口吐真言的新界定而使五四学生和孙中山恐怕皆不识其为之奋斗的事业，真是莫大的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