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人的生育观念 总的说来,宋人的生育观念,继承了古代儒家“传宗接代”的传统观点,由此派生出一些具体的生育观,概括而言,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一)生子传嗣 宋人遵循儒家的观点,将生子传嗣作为最根本的生育目的。被宋人作为为人处世道德行为规范的司马光(1019-1086),在其所撰《书仪》卷三《婚仪》中,就重复强调“夫婚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仁宗朝另一名臣蔡襄(1012-1067)在任福州地方官时,劝谕乡民“娶妇何谓,欲以传嗣”(注:《宋文鉴》卷一○八《福州五戒》。)。而知名学者孙觉(1028-1090)亦指出:“婚姻之礼,以嗣亲,而承万世之嗣”(注:《春秋经解》卷一。)。所以,宋时人们将“未有嗣而生男”,作为人生“陡顿喜欢”(注:苏轼:《杂纂二续》。)的最高兴的大事。周必大夫人王氏,二十二岁时生了一子后,如释重负地说:“吾责塞矣”(注:《周文忠公集》卷七六《益国夫人墓志铭》。)。宋代著名的思想家李觏(1009-1059),结婚整整十年后才得子,喜不自禁,吟出了“两世 各一人,生来且喜富精神”(注:《李觏集》卷三七《寄小儿》。)的诗句。在李觏看来,“寿考人之愿,而夫妇偕老,有嗣家之幸,而其子知道,四者得之,固已足矣”(注:《李觏集》卷三○《宋故将仕郎太子中舍致仕宋公及夫人寿昌县君江氏墓碣铭》。)。李觏的这种想法,代表了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观点,而年老无子,终身无嗣是人生最大的悲哀。北宋名臣包拯(999-1062)生有一子,名繶,早卒。繶妻崔氏守节不嫁,包拯因子繶早卒,“哀伤过甚,以为无子”。拯尝出其媵,在父母家生有一子,崔氏暗中善待之,后将此禀告包拯,拯大喜,顾其夫人取之以归,拊之曰:“汝非崔氏,不得为吾子也”(注: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五《庐州重建包马二公祠堂记》,参《宋史》卷三一六《包拯传》。)。崔氏也因得贤妇之名。包拯因靠媵得以生子续嗣,所以,在宋代可以隋意买卖婢妾臣奴。因无子而纳妾与领取养子,或以他人之子为继嗣的风气十分盛行,普遍。田况(1005-1063)娶宰相富弼妹,无男子,“以弟之子至安为主后”(注:《临川集》卷九一《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志铭》。)。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1125-1210)之父陆佃,即是因伯父“无嗣子,而为伯父后焉”(注:《渭南文集》卷三二《右朝散大夫陆公墓志铭》。)。周必大之弟必强(1128-1160)年三十三而卒,无子。周必大“求宗姓继续其祀”(注:《周文忠公集》卷三一《子柔弟墓志铭》。)。至于因娶妻无子,买妾生子是最通常的做法。更有甚者,为了生育儿子,竟不惜借用他人妻妾。周密《齐东野语》卷一六《潘陈同母》条据罗春伯《闻见录》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陈了翁之父尚书,与潘良贵义荣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谓陈曰:“吾二人官职年齿种种相似,独有一事不如公,甚以为恨。”陈问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无之。”陈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当以奉借,它日生子即见还。”即而遣至,即了翁之母也。未几生良贵,其母遂往来两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 令人奇怪的是,在现代人看来,这一借婢生子的丑行,在宋代士大夫眼里,并不感到这是不光彩的事。不但当事人陈了翁、潘良贵之母公开“往来两家”,而且也丝毫未影响陈、潘两人的名声前途;而转载此事的周密还盛赞“一母生二名儒。”由此可知,宋代人们的生育观念,只要能生子续嗣,可以不择手段,不管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方法。即使如包拯、陈了翁、潘良贵这样的重臣、名儒、世人不但不加以贬责,反而多加赞美之辞。 (二)养儿防老,多子多福 如果说,生子传嗣、传宗接代是血脉延续,家族繁衍所必须,也是宋代继承前代传统观念盛行的最基本的生育观念,那么,养儿防老则是宋人具体的生育目的。 宋代虽然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十分发达的时期,但总的说来,社会生产力发展有限,除了少数高级官僚与大地主、大商人外,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不高,没有社会保障。特别对于以耕为食,以织为衣的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一旦年老体衰,失去劳动能力,就得依靠子孙赡养;而患病去世,又要由子孙照料送终。在提倡孝道为本的宋代,子孙对父、祖的赡养送终是天经地义,责所傍贷的职责。“生有以养,死有以葬”(注:《周文忠公集》卷三一《文士庆墓志铭》。),则人生无憾,这是宋人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人生最完美的结局。苏轼中年以后,屡遭贬黜,晚年又被流外岭外、海南,流离颠沛,生活悲惨。但使他感到欣慰的是,他与弟辙子孙繁衍,所以,即使在他被罢官贬黜、流放期间,还既是自嘲,又是自慰地说:“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注:《苏轼诗集》卷四二《借前韵贺子由生第四孙斗老》。)。反之,如无子嗣,即使高官厚禄在身,富贵荣华享尽,也是人生的最大悲哀。光宗为太子时,为太子宫左右春坊兼皇孙平阳王伴读而得幸于光宗,光宗即位,“恃恩无所忌”的姜特立(1125-1205后)(注:《宋史》卷四七○《侫幸传·姜特立传》。),年将老而丧子,其忆子诗云:“送老百年将付汝,岂知颜路请吾车”(注:《全宋诗》卷二一四二《忆仲子》。)。而当他六十岁时得幼子,又于八十岁时见到幼子娶妇,欣喜无比,特作《幼子娶妇》诗:“翁今已八秩,又见儿妇归”(注:《全宋诗》卷二一四八《幼子娶妇》。)。这一悲一喜,除了感情因素外,还因为百年送老将有人。又据周密《齐东野语》卷五记载,理宗朝官拜左丞相的乔行简(1156-1241),嘉熙末,自相位拜平章军国重事,年已八十,时人皆以富贵年长羡之。但行简晚年子孙沦丧,况味尤恶,“尝作《上梁文》云:‘有园有沼,聊为卒岁之游;无子无孙,尽是他人之物’。又《乞归田里表》云:‘少壮老,百年已逾八帙;祖、子、孙,三世仅存一身’。”“对自己晚年孤独凄凉、无依无靠的境况,发出了绝望的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