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01)-03-0032-05 由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建立的辽王朝兴于公元907年，亡于公元1125年，统治北方长达200余年，与宋、西夏鼎立，客观上促进了北方草原地区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考察契丹社会从崛起到由盛而衰的过程，其政治、经济形态的演变都直接体现在货币经济的走势之中。 从传世和出土辽代钱币的数量和品种，结合文献记载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契丹本土铸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实物交换、称量货币、金银铜铁新旧钱混用到形成自身较为完备的货币流通体系这一发展过程，恰恰是以契丹社会从游牧到封建化、从单一的畜牧经济向农、牧、工、商多种经济的新格局的过渡为背景的。这期间，除了受到汉族文化的巨大影响之外，最根本的因素还是本国经济发展规律在起作用。契丹立国前铸币业的萌芽、辽初铸币业的初步发展、中期货币经济的确立、末期的货币紧缺正是契丹国家经济产生、发展、衰落过程的投影。透过小小古钱，我们可以一窥辽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貌。 一、契丹铸币业的萌芽 五代时崛起的契丹民族，以游牧为生，社会生产和经济远较中原落后。从文献记载看，当时的商品交换尚处于原始的物物交换时期，主要以牛、羊、皮张、布帛充当一般等价物，铸币的使用即使有，也是以掠夺汉地钱来充用。这种情况大约一直持续到辽建国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辽史·食货志》载：太宗时，“女真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等部以哈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驮、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襁属。”“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于南中之绢。”[1]（卷六○《食货志·下》）牛羊一直是契丹人的主要货币形式，而且，不仅在商业贸易中使用，甚至官吏的俸禄、赏赐亦是如此。 宋使胡峤曾留居契丹7年（947-953年），他在《陷辽记》一书中记载：“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即使在城市中、工商业繁荣地区，以布帛作为通货也仍是普遍现象。辽政府还多次颁布法令，严禁布帛“不中尺度者”。以严格明确交易的比价，直到辽道宗大康七年（1081年）才废除。但直到辽末天祚帝时，还有用牛羊换取粮食的记载：“雅里（梁王）自定其值，粟一车一羊，三车一牛，五车一马，八车一驮。从者曰：‘今一羊易粟二斗，尚不可得，比值太轻’。”[1]（卷五九《食货志·上》）由此可见，实物交换在契丹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尤其是民间，极为普遍。 那么，辽的自铸币始于何时？文献记载不甚明了，仅《辽史·食货志下》（卷六○）有：“鼓铸之法，先代撒拉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一些钱币学者据此认为在辽建国前，耶律阿保机的父辈已开始铸钱。但铸的是何种钱文呢？史书无载，也未见有关铸币管理机构和规模数量的记载。 根据传世和出土实物的研究，被认为属于此时期的辽钱有“通行泉货”、“开丹圣宝”、“丹巡贴宝”、“百贴之宝”、“千秋万岁”、“大泉五十”等。近年来，在赤峰等辽国腹地有多次的零星发现。如，1981年在林西县三道营子辽代钱币窖藏就曾出土一枚“通行泉货”，[2]汉字隶书，右旋读，光背，形制与一般的辽钱无异，且此地又是契丹人发祥之地，所以认为属辽铸。其他诸钱钱文多祝文赞语，如“开丹”等多以为契丹开国纪念币或压胜钱。 从史书看，契丹境内多铜铁，矿冶是契丹人的传统工业，立国前就已出现独立的冶铁、铸铜业部门，据《辽史·食货志下》（卷六○）“坑冶，则自太宗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铁器。又有曷术部者多铁；‘葛术’，国语铁也。部置三冶：曰柳
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神册初（应为天显初），平渤海，得广州，本渤海铁利府，改曰铁利洲，地亦多铁……”。考古发掘也证实辽上京附近坑冶遗址规模相当大，鞍山市首山、河北平泉罗杖子、赤峰辽祖州、饶州、中京遗址都有发现炼铁炉址和炼渣，堆积厚达一米多。辽初已具备了一定的金属冶铸技术和原料等条件，在国势日渐膨胀及盛唐文化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开始铸造钱币也是可能的。但其时钱文均不记年号，数量又是寥若星辰，所以不可能作为市场流通的价值尺度而代替牲畜、皮张和布帛等媒介，只能是作为上层社会财富的象征或纪念币。 契丹立国前后，农业尚处于粗放的原始水平，工商业十分薄弱，商品交换必然很不发达。单一的畜牧经济辅以狩猎，使契丹人对衣食住行的要求极为简单，除了盐、茶、铁而外，基本都可自给自足，而经常性的入边掠夺，从汉地输入的旧钱、邻国钱足可敷用，对货币的需求量不大。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大规模发展铸币业，正如文献记载的粗略和考古出土的稀少所揭示的，这一时期出现的铸币业萌芽，与其说是出于商业交换的需求，不如说是出于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是为称雄北方和标榜正统而采取的一个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