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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粮于燕”（注：《危太朴续集》卷二《故翰林学士承旨耶律公神道碑》。）。《元史·宪宗本纪》四年七月又有“诏官吏之赴朝理算钱谷”的类似记载。《元史·齐荣显传》也说：“值断事官钩校诸路积逋，官吏往往遭诟辱。”此时的“理算”“钩校”，大体是赴漠北蒙古汗廷或燕京行尚书省，酷似传统的地方官“上计”，而与后来的朝廷派遣专官理算钱谷有所不同。 蒙古国时期较典型的理算钱谷，应是宪宗七年（1257年）十一月阿兰答儿钩考。这次钩考由和林留守、大汗亲臣阿兰答儿主持，曾组建钩考“局”，发布142项条例。钩考对象为皇弟忽必烈所控制的陕西宣抚司、从宜所、河南经略司等。主要罪状即“擅权为奸利”，将应归于朝廷的赋税擅自交付忽必烈藩府。阿兰答儿等拥有便宜处置官吏的权力，所查非法支用钱粮，又一概强制偿还（注：《牧庵集》卷一五《姚文献公神道碑》，卷二四《谭公神道碑》；《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秋涧集》卷四八《史天泽家传》。参阅陈得芝、王颋《忽必烈与蒙哥的一场斗争》，载《元史论丛》一辑。）。阿兰答儿钩考的目的是：夺回皇弟忽必烈对陕西、河南等地的民政、财赋大权，反对其用汉法治理汉地。后因忽必烈妥协让步，交出权力，钩考才中途停止。此次钩考，在实施方法上对元世祖朝的钩考钱谷影响甚大。 如果说唐宋的“勾复”、“磨勘”、“钩考”，是来自汉地王朝的财政审计举措，那么，阿兰答儿钩考则是由蒙哥汗派人实施，忽必烈身罹其难，所受打击甚重的蒙古国旧例。而当忽必烈登上汗位之后，却又从朝廷中央集权的利益出发，将上述唐宋遗制和蒙古国钩考旧例糅为一体，当作元王朝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推行全国了。在这个意义上，元世祖朝的钩考钱谷似乎有两个渊源：蒙古钩考旧例和唐宋“勾复”、“磨勘”遗制。二者分属蒙古法与汉法，但在检复考核财赋方面，又具有很多相通之处。元世祖朝的钩考钱谷，正是在大量继承和吸收上述二者，尤其是吸收蒙古国阿兰答儿钩考的遣使、置局、追赔、便宜处置的具体做法的基础上，推行和发展起来的。 二、世祖朝对路府州县的钩考 世祖即位半年余，中书省一度要“置局磨勘”“东平路民赋帐册”，后因中书省吏员王恽等反对，才寝止未行（注：《秋涧集》卷八十《中堂事记》（上），中统元年十月；《元史》卷四《世祖纪一》，中统三年十月壬寅。）。至元年间，钩考钱谷日渐增多。翰林直学士唐仁祖曾奉命“往阅”“真定、保定两路钱谷逋负”，上奏罢其追征（注：《元史》卷一三四《唐仁祖传》。）。在路转运司与总管府并立之际，各路转运司也是朝廷的钩考对象。“至元八年（1271年），罢诸路转运司，立局考核逋欠”。“掌其事”的户部令史刘正“遍阅吏牍”，得至元五年（1268年）大都运司司库辛德柔冒李介甫之名关领课银五百四十七锭文契。最终拘捕辛德柔归案，“悉得课银”（注：《元史》卷一七六《刘正传》。）。至元十六年（1279年）陕西都转运使郭琮获罪被杀，朝廷也曾“遣使深鸷者数辈钩稽簿书”（注：《牧庵集》卷二二《淮安路总管高公神道碑》。）。不难看出，钩考中既要追究主管官吏逋负的责任，又需稽查贪赃等弊病。检覆簿籍帐册，追征逋欠，必要时逮系当事官吏，强制执行赔偿等，乃是钩考钱谷的基本程序和内容。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尚书省右丞相桑哥主持的钩考钱谷，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此次钩考，分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陕西、湖广七行省举行。钩考对象仍然以路府州县官为主，也包括延安屯田、“大同钱谷”、“应昌和籴所”、“江南乐工租赋”、江南路州“学田所入羡余”及各地中统钞本。朝廷向七行省各遣官二员（湖广除外），“特给印章”，配备兵卫，以增其声威（注：《元史》卷一五《世祖纪一二》，至元二十五年四月辛酉，五月乙末，十月己卯，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丙申；卷一六《世祖纪一三》，至元二十七年九月丁卯，十一月丁卯；卷二○五《桑哥传》。）。这次钩考的内容仍是“理逋负，复欺隐”，“复核奸赃”。桑哥所言：“外省欺盗必多”，大体也是指地方官所掌赋税积年逋欠及征收过程中的“奸赃”、“侵牟”之类（注：《中庵集》卷一六《故昭文馆大学士大司农郭公神道碑》，《故肃政廉访司经历赵君神道碑》。）。具体做法不外是置局稽查籍册，强制追征逋欠，清理官吏奸赃，“敲榜遍于郡县”（注：《中庵集》卷一六《故肃政廉访司经历赵君神道碑》。）。如湖广行省在桑哥亲信要束木的主持下，“大征集诸道官吏，无虑数千”。还命令荆湖北道宣慰司同知孙显“主计局”，长时间拘留受检核的各路计吏（注：《牧庵集》卷二四《少中大夫孙公神道碑》。）。被派往江浙的中书省右丞忻都和行省左丞相忙古台对桑哥“理算钱粮”政策，“奉行尤力”，“实以无义肆虐厉民，空其家财，往往妻子寒饥困辱，有不忍言者”。据说，各地具体负责者对此类钩考态度是否积极，效果就大不相同。江东道宣慰司同知陈思济奉行省檄，“分理浙东”，以“频海民贫而彍，必激变”为理由，“得寝其行”，且“绳督吏卒，多所还讨”。江淮行省员外郎李衎 “分行浙省”，“稽查郡县钱谷”，“人不以为苛”。而江东道官员则“承意竣剥，狱犴尤甚”（注：《道园类稿》卷四一《陈文肃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故集贤大学士李文简公神道碑》。）。江淮行省参政王巨济还因为“钩考钱谷有能，赏钞五百锭”（注：《元史》卷一六《世祖纪一三》，至元二十七年六月庚辰。）。除了七行省外，腹里路州也罹其难。翰林学士承旨不忽木和治书侍御史王构也被“擅中书政柄”的桑哥派往燕南检核钱谷，桑哥明知二人“无所迎合”，遂“约月治办”，逾期则“祸且不测”（注：《元史》卷一六四《王构传》；《元文类》卷五二《翰林学士承旨王公墓志铭》。）。胡祗遹说：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奸臣横暴，分遣恶党祸毒天下，以追征逋欠为名，所至凶残百至，虽汉唐酷吏之不为者，尽其毒螫，死者相望。有司股栗屏息而不敢言，亦仅有助恶为奸以肥其家者。彰德例被其害”。达鲁花赤扬珠台“抗直不从，哀诉于上，一郡获免”（注：《紫山集》卷一五《怀远大将军彰德路达鲁花赤扬珠台公德政去思碑》。）。彰德路钩考被特许中止，或出于忽必烈对皇弟旭列兀食邑的格外眷顾，其他路州则不能获此殊遇。钩考既查帐籍，又“繁为条约”，强令官吏自首。凡向百姓索取或冒支官粮的，都要强制偿还（注：《牧庵集》卷一四《徽州路总管府达噜噶齐虎公神道碑》。）。追征逋负，“立期送官”，应该说是逐级进行的。朝廷所遣官或行省追征于路及直隶州，路、直隶州追征于属州和县，最后又追及民众。于是，“榜掠号哭之声相闻，民至鬻田屋，嫁妻女，或赴水自戕；死定无责，责偿亲戚邻里”；“追系收坐，岸狱充韧”。钩考中对地方官奸赃侵牟，惩办很严。甚而威逼“官吏首尝受竹治民财及酒食馈遗”。某总管被逼“标草老婢，令鬻得值”，输其“赃”。后来，竟依此项输赃情节，免其官职。“督责之使，日十余辈，燕犒送迎不少遑。其恃势须索者，无少敢逆其言”（注：《牧庵集》卷二八《中奉大夫荆湖北道宣慰使赵公墓志铭》；卷一四《平章政事徐国公神道碑》。）。由于稽查地方官的使臣本身就不见得清廉，追赃过程中，他们又恃势勒索，贪赃枉法，胡作非为。这种情况下的钩考理算，自然谈不上“清浊虚实”（注：《中庵集》卷一六《故昭文馆大学士大司农郭公神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