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1)01-0116-06 宋朝的“重文轻武”及“以文驭武”已是共知的事实，清代王夫之在《宋论》中有过评说，现代主要有宁可先生《宋代重文轻武风气的形成》[1]、台湾学者黄宽重《中国历史上武人地位的转变：以宋代为例》[2]两文，对“重文轻武”风气及武将地位问题进行了论述。然而，在北宋“重文轻武”的政治环境与社会风气之下，武将作为群体的素质究竟处于怎样的状况？其影响又如何？这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却少有专文论及，遂不免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感。不仅如此，由于对这些问题未能细究，还直接影响到对宋代国防“积弱”现象的深入研究。有基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就此展开探讨，以求教于学界。 一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3]（《礼记·杂记下》），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常识。唐太宗在《帝范》中就有“阅武第十一”与“崇文第十二”两篇，明确指出“斯二者递为国用。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锋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4]（《帝范》卷4）。 自先秦以来，文臣与武将在历代王朝的统治过程中扮演两大重要的角色，各负其责。统治集团中的精英人才常能被军旅所吸引，遂涌现出一大批兼通治国之术的杰出军事家。 北宋建国后，与以往相比，武将群体的地位和素质开始明显发生转变。如所周知，经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夫跋扈之后建立的赵宋王朝，朝野上下皆视武人为动乱的根源所在，在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背景下，确立了百般防范武将的政治原则。与此同时，在“与士大夫共天下”[5]（卷221）思想的支配下，科举制度的迅猛发展及其地位的日益显赫，不仅使文官队伍不断膨胀，而且从“文”也成为世人追求的目标。诚如宋人所云：“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6]（《贵耳集》卷下）这就不能不严重地腐蚀了“军功”的感召力。于是，优秀人才不再愿踏入军营，文臣更不愿改换武职。如宋太祖时，颇为尚武的文臣辛仲甫就不愿改换军职[7]《辛仲甫传》。宋真宗时，状元出身的陈尧咨，虽射术高超，但却拒绝出任官级更高的武职[8]（《湘山野录》卷中）。宋仁宗庆历中，范仲淹与文臣韩琦、庞籍及王沿共同主持陕西对夏战事，宋中央一时下令将四位统帅改换观察使的武职。范仲淹等人接到任命后，先后上书坚决辞之，“不肯拜”，此事遂寝[7]（《范仲淹传》）。可见即使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也不愿沦为武官。宋神宗、哲宗朝，以兵略见长的何去非，著有《何博士备论》、《司马法讲义》及《三略讲义》等兵书，但其最大的愿望不是效法孙膑、李靖等前代军事家，而是孜孜以求将武职身份改为文臣[9]（《举何去非换文资状》卷58《进何去非备论状》。由此可见，北宋文人中普遍存在以从军为耻的观念。这种社会价值观的流行，无疑影响到武将队伍的发展，制约了其群体综合素质的提高，造成了军事将领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后果。此外，适应封建租佃经济而发展的宋代募兵队伍，主要由破产农民，甚至罪犯所组成，其社会地位更低于以往普遍征兵制下的农民，这从士兵面部刺字这一与罪犯共有的标记可以说明。而军人被视作“贱隶”的结果，也极大地削弱了武将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尊严。于是，“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在宋初很快萌芽，“以文驭武”的治军原则也随之产生。当北宋的统治政策和社会价值观都将武将排挤出政坛的主流地位之时，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武将群体素质下滑的后果。当然，这一结局经历了逐渐加剧的发展过程。 北宋建国初，宋太祖在“收兵权”的过程中，对军队将领采取了大力整治的措施，特别是对禁军三衙的统帅防范极严。如冤杀殿前都虞侯张琼[7]（《张琼传》）和贬逐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贇 [7]（《韩重贇传》）二位果敢的大将，即为例证。透过张、韩二人的遭遇，可以看出宋太祖对高级将帅极度猜忌。事实上，在处理完韩氏之后，赵匡胤特下诏书，禁止京师和沿边武臣挑选士兵为亲兵卫队[5]（卷7）。在宋太祖猜忌、防范的举动影响下，高级将官便不得不谨慎从事，以打消人主的疑心，如杨信在张琼冤死后接替遗缺，其最大的特点便是谨慎和“忠直无他肠”，所以“上委任之不疑”，即使忽染哑疾，也能继续得到重用[7]（《杨信传》）。出身胡族的党进虽膂力过人，但目不识丁，赵匡胤“以其朴直，益厚之”，先后任侍卫步军、马军都指挥使十余年。然而通过杨、党二人的记载，却发现其“哑疾”和“朴直”有不少漏洞，不免使人怀疑有伪装之嫌。张、韩的遭遇和杨、党的受宠，无疑对军队将领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促使他们向明哲保身的方向转变。 宋太祖有意提高文臣的政治地位，处心积虑地营造“崇文”的气氛，以对武将施加压力。有一事例，颇能从侧面说明统治者处理文臣武将关系的态度。开宝后期，德州刺史、武将郭贵被调离本地，国子监丞梁梦升到德州做知州。郭氏走后，其族人继续在德州违法牟利，梁梦升便予以惩治。郭贵为了报复，便通过正得宠的武官史珪告状。不料史珪反映梁氏“欺蔑刺史郭贵，几至于死”时，宋太祖不仅没有治梁梦升之罪，反而立即加以提拔，并继续令其留任[5]（卷15）。此事恰恰与以往史氏诬告大将张琼致死的结局相反。 赵匡胤公开要求军队武将学习儒家经典，所谓“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10]（《涑水记闻》卷1）。其实，武将提高文化素养本是应该的事情，但赵匡胤刻意要求的却仅在于儒家宣扬的臣子之道，这就不免产生很大的局限性。大将党进本不识字，但也要对宋太祖表示自己尚文，在闹出一些笑话之后，党进只得辩解道：“我尝见措大们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11]（《玉壶清话》卷8）而此事也足以说明朝廷的崇文态度，对武夫们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于是，便出现了发生在曹彬身上的极端化表现。曾长期以统军大帅身份征讨四方的曹彬，对文臣极为敬畏，以至于位居枢密使时在街市上与士大夫相遇，也要作出退避让路的姿态[7]（《曹彬传》）。 应当承认，宋太祖一朝，正值内外用兵之际，武将群体基本上能正常发挥作用。宋人和后世常以郭进、李汉超、姚内斌及冯继业等一批驻守前线的武官为例，说明当时武将拥有较多的用兵权，这大致都是事实。但需要指出的是，郭进等人都是戍边的中高级武将，其职权仅限于各自的防区，而除了郭进具有用兵谋略的素质外，其他人不过是勇猛而已。至于更高级别的将帅，在统治者狭隘的政治态度的影响下，已有束手束脚之感，出现了顺从迎合及保守的趋势，其所为较以往历史上的将帅已大为逊色。甚至还有许多昏老无能之流忝位武职，如义武军节度使祁廷训，胆小怕事，有“祁骆驼”的别号[7]（《祁廷训传》）。因为宋太祖没有与强大的契丹军队正面交战的缘故，才未能暴露出军队将领们的弱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