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4;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4X(2001)01-0061-09 “上供”是宋代(960-1279)国家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一般指地方上缴中央的财赋，但其制度内涵颇为复杂。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一六载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台州“上供”财赋各色窠名，有绸、绢、折绢钱、折帛钱、经总制钱、籴本钱等共20项。但此20项中，却有一项名为“上供钱”者，岁额7067贯文。同时，据《嘉定赤城志》的这则记载，台州经总制钱本属上供财赋，然《朱文公文集》卷九四《敷文阁直学士李公墓志铭》载李椿知鄂州时，曾上奏请求整理天下赋税制度，“请罢经总制钱，悉为上供，一其账目，以省吏奸”，则经总制钱与上供又是两种不同的财赋项目，令人困惑。厘清上供制度基本内容，是我们正确理解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尤其是理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迄今尚未见有学者将这一问题作为一个专题来进行研究（注：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下册第三编第二章第二节《地方财赋的上供》（第575-583页），对此问题曾有讨论，但未将上供作为一项专门的财政制度来进行研究，因此尚欠深入。），因此草成此文，分定义、定额与调发三个方面，来探讨宋代上供制度的内容及其前后的演变。为方便讨论起见，文中根据宋人术语，将其称为“上供正赋”。 一、定义 上供之制，起源于唐代(618-907)中叶，是唐代国家在财政方面的集权受到严重削弱后，作为整齐天下财赋的一项措施而提出来的。据《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二》的记载：“顺宗即位……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则上供、送使、留州财赋的三分法，当始于宪宗元和年间(806-820)。不过中央征调之以“上供”为名，早在德宗建中元年(780)始行两税法时即已有之[1]。宪宗“分天下之赋以为三”，重点在于整齐制度，使中央向地方的征调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以确保中央的财政收入。在这一财赋三分法中，送使与留州两级属于地方财政，而上供则成了地方供送中央财赋的代名词。 受唐制的影响，宋人也有天下财赋上供、送使、留州三分法的概念，其中送使指上缴转运使。可是，宋代的转运使与唐代的藩镇诸使在财政上的地位无法相提并论。不过，用“上供”来统称地方供输中央的所有财赋，确实是宋代这一词汇的一般性定义。北宋张方平(1007-1091)曾云：“今诸州郡仓廪，除上供外，留州支遣，例少储蓄”，用上供、留州这两个概念来概括州郡的财赋分配，没有提到送使一项，这才符合宋代国家财政制度的实际。 上供、留州两分法，在宋代文献中可以得到广泛的印证。绍兴十二年十月辛巳，广西转运判官范正国上奏讲到广西地方财政时曾这样说：“上供及经费，皆仰卖盐息钱，客（钱）[钞]既行，遂或阙乏”[2]。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三六《场务》录《仓库令》：“诸仓场库务应收到钱物，每处止置都历一道，抄转分隶上供及州用之数，各立项目桩发。”所谓“经费”、“州用”，都是前引“留州”的意思，属留供州县充地方岁计的财赋。在上述用法中，上供是广义的，泛指一切地方供输中央的财赋。 不过，根据宋代国家的财政制度，上供财赋是有具体的、明确的内容的。 南宋李心传(1167-1244)记载：“祖宗时，蜀中上供正赋之外，惟有三路绢纲三十万匹，布纲七十万匹，每匹为直三百文，而茶盐酒皆未有管榷。是上供之外，一岁供于地方，仅三十万缗也。”[3]又记南宋财赋收入：“渡江之初，东南岁入不满千万。逮淳熙末，遂增至六千五百三十余万焉。今东南岁入之数，独上供钱二百万缗，此祖宗正赋也。……自经制以下钱皆增赋也。”[4]据此可知，如北宋四川的三路绢布纲与南宋经制以下的诸杂增赋，虽全部或主要是由中央政府征调起发，并不留州供本地开支，却被明确列为“上供之外”的“供于地方”者，与祖宗“正赋”区分开来。可见，在宋代国家具体的财赋管理体系中，“上供”明确指的是某一特定的财赋征调项目，并不是所有地方供输中央财赋的代名词。我们可以称这一制度层面的概念为狭义的上供，以区别于前述广义的上供。宋人对这一狭义上的上供有一个专门用词，即“正赋”，或“上供正赋”。 北宋时期，确定上供正赋内容的制度依据，是指各地州军直接供输京师及京畿开封地区的财赋。宋仁宗时余靖(1000-1064)说：“当今天下金谷之数，诸路州军年支之外，悉充上供及别路经费，见在仓库者，更无余羡。”（注：参见赵汝愚《国朝诸臣奏议》卷一○七及余靖《上仁宗论供支常平本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第1154页。按是疏今本余靖《武溪集》未收。）他把各州军本地支用之外的由中央征调的财赋，分成了上供与别路经费两大部分。这实际上也是宋代《诸州申钱帛账》“支破”一栏中的“上供”与“应付别州”两项[5]。大观元年(1107)试户部尚书徐处仁(1062-1127)上奏：“诸路上供钱帛粮斛等，万数浩瀚。……今欲乞逐路专置拘催少欠簿各一面，将外路新旧拖欠上供钱帛粮斛逐一抄转，候起发到京，纳讫钩销……”[6]明言上供钱帛粮斛须“起发到京”。所以，崇宁年间(1102-1106)，户部尚书虞策才会有“中都经费岁六百万，与天下上供之数略相当”的说法[7]。此外，置库于京师、直属皇帝的内藏库财赋，当然也属上供财赋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