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馈赠又称馈遗、馈送、赠遗等，所赠礼品称为苞苴。在官场中，除合符规定的正常馈赠外，若带有贿赂性质的，则称赂遗。有关官员礼品馈赠的规定，汉、唐时就已出现。在此基础上，到宋代进一步趋于完善。 北宋建国伊始，统治者便注意制订管理官员礼品馈赠的有关条法。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鉴于后周遗存下来的《大周刑统》条目浩繁，且有法意不明之处，遂命判大理寺窦仪会同权大理少卿苏晓主持修订。经过修订的这部法典称《重详定刑统》，又称《宋刑统》。在《宋刑统》中，就有针对官员礼品馈赠的四条规定，但这些规定基本上沿袭了《唐律疏议》的有关内容。此后，一直到南宋亡国，经历朝统治者根据新情况不断地进行增补、修改，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系统和规范的管理制度。现将这一制度的基本情况论述如下。 一、公使供给例册与官员供给标准 宋代的例册种类很多，有断案的例册，行政处理公务事例的例册（注：断案的例册，见《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51；行政方面的例册，见《长编》卷175。），也有公使库的供给例册。如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命池州司法参军孙谔编定《省府寺监公使例册条贯》”，（注：《长编》卷267。）即是。公使库的设置原是为了给来往的官员提供酒食和相应的资助，或者说是提供出差补贴。（注：俞宗宪：《宋代公使钱研究》，载《宋史研究论文集》（1984年年会编刊），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王栐《燕翼诒谋录》记载：“祖宗旧制，州郡公使库钱酒专贻士大夫入京往来，与之官、罢任旅费。所馈之厚薄，随其官员之高下、妻孥之多寡。此损有余、补不足，周急不继富之意也。”（注：王栐：《燕翼诒谋录》卷3《公使库不得私用》。）王明清《挥麈录》说，宋太祖时，“置公使库，使遇过客，必馆置供馈，欲使人无旅寓之叹”。“承平时，士大夫造朝，不赍粮，节用者犹有余以还家；归途礼数如前，但少损”。（注：王明清：《挥麈后录》卷1。）这里所说的供馈，指供给和馈送两部分。供给是公使库给予的钱物，属官员的合法收入，后来逐步改为按月支付，支付的具体金额即由例册规定；馈送一般是指例册规定以外的礼金和礼物，属非法收入。凡按月领取“供给”的官员，称“有公使钱人”。仁宗时，陕西都转运使彭思永奏申：“据密院札子，贾渐起请，除旧例送酒食外，不得买置金帛，作土风赠遗。并省司参详，今后以公使钱置买珍异等物及现钱送与人者，并从违制定断；其收受人，坐赃论。其有公使钱人受还答之物入己，准盗论。”（注：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21《论以公使酒食遗人刑名状》。）即不准“有公使钱人”收受对方（指另一方官府）答谢的礼品。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河北、河东、陕西路宣抚使童贯提议立出知州、监司等“每月所受公使库应干供给纽计钱数”的最高数额，以便“多寡得中，少抑扰民之弊”。其所定的供给数额是：监司、知州，每月200贯；总管、钤辖、通判，每月150贯。（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俸禄五·杂录上》。）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决定“裁减”供给。经过这次裁减的供给数额分别是：帅臣每月200贯；监司、知州军每月150贯；通判每月80贯；兵职官、监司属官每月30贯（京朝官40贯）；判、司、簿、尉每月20贯；外县知县每月15贯；簿、尉、监当官每月10贯。（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公使酒》。）直到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十二月，户部在一份奏状中说，“在法，公使库给供给”自帅臣至监当官仍旧是上述数额，仅“外县知县”之后增加“县丞”，同为“不得过一十五贯”。（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俸禄》。） 以上这些供给数额都编入公使库例册固定下来，作为一种制度执行，不准随意增添。同时，这些供给并未全部给现钱，而是有现钱，又有实物。如孝宗隆兴二年，有官员对朝廷刚颁布的一项“指挥”表示异议，其中有“切见已降指挥，诸州公库合支现任官供给，止许支酒，其违者，以违制论。臣谓自来州郡每月所支供给，有支现钱，有支本色，或作分数杂支，相承已久……”，建议“且依旧例”云云，（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公使酒》。“已降指挥”指隆兴二年正月十四日的一份诏书，见《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三》。）说明例册供给即有现钱，也有公使酒。 宋宁宗时，《庆元条法事类》馈送类公用令规定：“诸公使，例册外听长官临时支用。非现任官，不得月给。非州，不得馈送过客。其正赐钱，不拘此令。”（注：《庆元条法事类》卷9《职制门六》。）对于公使钱（非正赐钱）在例册内和例册外的使用范围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至于正赐钱，“但不入己”，可“从便使用”。（注：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奏议卷下。） 二、有关各路监司和州级官员礼品馈赠的规定 按照宋代惯例，各路监司出巡，可以接受途经诸州供应的“例册”所规定的酒食。朱彧的《萍洲可谈》记载，滕宗闵知楚州时，有一位监司过境，楚州依例给他送酒食。不料在送酒食的单子上写有“臣名……”字样，于是监司奏告朝廷，朝廷设狱审理，原来是“书吏误用贺月旦表，无他意”，但滕宗闵仍被罚“送吏部监当”。（注：《萍洲可谈》卷3。）不过，有关监司送礼和受礼的规定，直到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才见记载。是月，中书省上言：“奉诏除依元丰旧制，设置监司外……严立出巡骚扰及受馈遗约束。”（注：《宋会要辑稿·职官·监司提举郡守》。）估计这一“约束”早些时候已经制定，这时只是重申“严立”。次年春天，朝廷颁敕规定：“诸与所部监司，若朝省所遣使命至本路，以香药馈送者，徒二年，折计价值，以自盗论。”（注：《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八月，又有诏书规定诸路监司属官“即有公事差委勾当者，径诣所差处。沿路不许见州县官，及受馈送。违者徒三年，仍不许赦降去官原减。”（注：《宋会要辑稿·职官·监司提举郡守》。）亦即禁止监司属官出差时接受州县的馈赠。但是，这些约束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如大观二年（1108年）十二月，另一份诏书透露，“诸路监司贪饕无厌，冒法受馈，鲜廉寡耻”。当时有臣僚上言提出：今后监司及帅司“巡历所至，止许收例册内馈送。仍乞今后于旧例册外别作诸般名目收受，并同监主自盗法，立赏许人陈告，仍不以赦降去官原减”。同时，又要求“今后朝廷专差体量公事官，更不许收受逐处酒食、馈送，违者亦依此。伏乞立法施行。”于是朝廷下令，“宜修立法禁，遍行诸路，先后条具以闻”。（注：《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政和元年（1111年），有诏书指出，虽崇宁五年春颁敕，禁止各地以香药馈送本路监司和朝省所派官吏，但一些“不顾廉耻之吏”采取对策，“巧作名目”，“将香药变为饮食之类，折等价钱”。为此，进一步规定：“今后监司或朝廷所遣官至本路，虽非以香药馈送，并折计价值，而辄敢巧为别色名目收受者，并依上项崇宁五年敕条施行。”（注：《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政和六年十二月，刑部奏申：“修立到诸监司……收受上、下马供馈者，各徒二年等条”，徽宗“从之”。将监司收取所属州、军的上马供馈和下马供馈者，处以两年徒刑等均正式立法。（注：《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宋会要辑稿·职官·监司提举郡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