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0)06-0053-08 金元（蒙古）之际战乱频仍，河朔山东豪杰蜂起，聚众自保，以捍卫一方安全；后多为蒙古统治者收编，作为灭金平宋的军事力量，史称（万户）世侯或汉人世侯。以往由于受特定时代学术大背景的影响，对汉人世侯家庭背景的认识显得偏颇，对汉人世侯起家动机和政治动向的论断也不符合历史实际，而且不加区别地把史籍中的“盗贼”等同于农民起义。本文对上述问题重新探讨，试图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论断。或有不确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汉人世侯兴起的历史背景 金大安三年（辛未，1211）年秋，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攻金。七月，哲别攻拔金乌沙堡及乌月营，成吉思汗连破昌、桓、抚等州。九月，拔金德兴府，哲别入居庸关，直抵金京师中都。十月，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攻下云内、东胜、武、朔等山后诸州。次年秋，围西京，克奉圣州，连克宣德府、德兴府。癸酉年(1213)七月，拔涿、易二州。其年冬，分兵三路南下，蒙古铁骑踏遍黄河以北地区，连破九十余郡，除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十一城外，“河北郡县尽废”[1]（卷一《太祖本纪》）[25]，“燕、赵、齐、魏，荡无完城”[2]（卷二八《郭瑁墓表》）。甲戌(1214)年五月，金主迁都汴京。 蒙古军的侵掠，对华北地区的人民是一个极大的灾难，对社会生产造成了惨重的破坏。蒙古在对敌国的侵掠过程中，实行野蛮的屠城政策，“军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国制，凡敌人拒命，矢石一发，则杀无赦。”[3]（附《耶律楚材神道碑》）[5]（卷四《序江汉先生事实》）。在此政策下，蒙古军所到之处，野蛮杀戮，生灵涂炭。甲戌年一月，蒙兵屠灭保州，“尸积数十万，磔首于城，殆于城等”；同年，蒙古右路军攻下平阳后，回师漠北，“取道太原，分兵四六州”，“汾、石、岚、管，无不屠灭”[4]（卷三五《孟升卿墓碑》）[2]（卷二八《郭瑁墓表》）。举此二例，即可见蒙古兵对华北人民杀戮之惨绝。 蒙古军对人口的掳掠是相当惊人的，如1213年木华黎将河北永清一带降人十万余家迁之漠北[7]（卷一○九《史秉直神道碑》）。蒙古军攻略河东后，河东百姓被掳掠殆尽，城邑四野为之一空[12]（卷一五《刘亨安墓碑》）。蒙古征金战争对人民财产的破坏亦极惨重，如冠氏县民居皆被焚毁[2]（卷二九《代冠氏学生修庙学壁记》），赵州为兵冲，其民居官寺被焚毁到“百不存一”[2]（卷三二《赵州学记》），庚辰年(1220)，平阳诸郡被兵之余，亦至“民物空竭”[1]（卷一五一《刘亨安传》）。史称“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羊畜皆席卷而去，房庐焚毁，城廓丘墟。”[21]（卷一九《鞑鞑款塞》）人民在逃难的过程中死于饥饿疾病者也很多，如贞祐初年，人民争相南渡而厄于黄河，从河阳三城至于淮泗，上下千余里间，积流民数百万，“饥馑荐至，死者十七八”。[4]（卷三六《先大父墓铭》） 蒙古军杀掠后北还朔漠，但刀火之余，加之河朔饥馑，以致于饿殍遍野，有“易子食”、“析骸爨□（骨）”者[13]（卷二一《綦公元帅先茔之碑》）[8]（卷三《重修北岳漏台记》）[10]（卷一八《王义行状》）。这种状况，促使结寨自保的乡兵的兴起和汉人世侯最初的从戎抗蒙。论者往往注意到蒙古军横扫河朔、山东，大掠北还后，金主南渡、金之郡县尽废这样一种“真空”状态下豪杰并起的情况，而忽视了蒙古军侵掠过程对生灵的残酷屠灭是豪杰并起的最主要的原因。 金朝后期已趋向没落，蒙古的侵掠使得金朝的军、政迅速崩溃瓦解。面对蒙古的强劲兵势，金军难于招架，望风披靡。辛未年秋，抚州野狐陵一役，蒙古尽歼金朝三十万大军，“死者蔽野塞川，金人精锐尽没于此”[22]。州县兵更是望风奔溃，不能成军。金朝在华北的统治亦随之残破瓦解，州县官吏望风而遁，逃奔河南，以致“河北、河东、山东郡县尽废”，“存者复为土寇所扰”[31]（卷一二一《和速嘉安礼传》）[6]（卷一六《段直墓志铭》）[31]（卷一○九《陈规传》）。金朝军队无力与蒙古军对抗，但在溃败的过程中却“剽掠成俗”，“恐逼小民，恣其求索”，而州县官吏在奔逃的过程中又“多乘乱贪暴不法”[2]（卷二七《术虎筠寿神道碑》）[31]（卷一○九《陈规传》）[1]（卷一五三《王守道传》）。愈使得“百姓耕稼失所”，“平民愈不聊生”[31]（卷一二二《从坦传》、卷一○八《侯挚传》）[26]。金军与金朝官吏的祸害实与盗贼无异。面对强敌的入侵，平民百姓自然不会寄希望于金朝军队、官吏的保护，也只有“团结为兵”，聚众自保，抗御入侵的强敌、剽掠的金军及乘乱劫掠的盗贼了。金朝军政的瓦解、金军对百姓的残害，又成为豪杰并起的一个直接原因。 “田畴荒芜”、“民不聊生”是蒙古杀掳、金军剽掠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又造成了烧杀抢掠的盗贼的蜂起。史载“大安失御、贞祐播迁，田畴污莱，人无所取饱。……乙亥岁，荐饥，人相食，盗贼蜂起”，“互出没劫掠，人不得宁处”[14]（卷一五《王善神道碑》）[15]（卷二六《靳和神道碑》）。“盗贼蜂起”成为结寨自保的乡兵兴起的又一个原因。 大大小小、多“如牛毛”的汉人武装正是在蒙古军的白色恐怖与金军的剽掠骚扰、盗贼的抢掠，生命财产毫无保障的情况下纠集起来的。相对于贫困和饥饿，蒙古兵的杀掠更令人恐怖、惊悸。 二、汉人世侯的家庭背景 金末元初的汉人世侯，时人称为“诸侯”、“世侯”等，今人或曰“汉军世家”，而八十年代以前我国大陆的研究者通常称之为“汉人地主武装”。其实，如果对《元史》、元人文集和金石资料的有关记载作一综合考察，即可发现汉人世侯的家庭背景具有多种类型[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