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0)04-0080-06 诏令是封建皇朝以皇帝名义所发布的文书文告，历代政典朝章、国政民情、时政得失，悉载其间，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云：“夫涣号明堂，义无虚发，治乱得失，于是可稽，此政事之枢机，非仅文章类也。”[1]诏令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和重要性，早已为人们所认识，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存的所有诏令的价值都是相同的。例如，现存诏令有关褒赠的制词，其中很大一部分显然是言过其实；再如，涉及到典章制度和重大变法的诏令，无疑比其他一些诏令更值得我们重视；又如，史学的要素之一就是系年，没有系年，史学就无从说起，因此，系有年月的诏令往往比一般文人文集所收的诏令更具史学价值，更具“征史”之用。如果从资料的原始性、内容的多样性、特别是涉及重大史事（如典制名物等）的重要性以及内容的完整性而论，《宋大诏令集》无疑是现存宋元以前诏令中最重要的一部诏令汇编，其价值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宋人所编之《两汉诏令》和《唐大诏令集》。 今传世本《宋大诏令集》汇编了北宋八朝（自太祖始，至徽宗止）的诏令，其内容涉及了这一时期的重大史事，共分有《帝统》、《太皇太后》、《皇后》、《妃嫔》、《皇太子》、《亲王》、《皇女》、《宗室》、《宰相》、《将帅》、《军职》、《武臣》、《典礼》、《政事》14类，各类下又细分子目，其中以《典礼》和《政事》所占的份量最多，涉及的内容亦最广，可以说包罗了传统纪传体史书中除皇室以外的内容。全书凡240卷，然今所存之本已佚44卷。关于《宋大诏令集》的作者，原书未著编撰人姓名，陈振孙等认为是宋绶子孙绍兴年间所编[2]。按宋绶参与了宋代首次《国朝会要》的修撰[3]，《唐大诏令集》亦是由宋绶编纂并由其子敏求完成的[4]，从这些学术渊源来看，陈振孙等的说法是可信的。但本书流传不广，清修《四库全书》，在全国广征书籍，其书亦未被收入，足见其罕且贵。是书自元、明以来书目所载均为传抄本，而无刻本存世，现存最早版本，系清代抄本，有陆心源皕宋楼本（已流入日本）、读经庐本（藏北大图书馆）、瞿镛铁琴铜剑楼本（藏北图），而中华书局1962年据上述后二个版本校勘、补订排印出版的《宋大诏令集》，当是现存版本中最好的本子。本文即据此本，就《宋大诏令集》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以及《宋大诏令集》的进一步整理等略述管见，以期其学术价值能够得到宋史学界和文献整理者的充分认识和利用，并力求能较真实地恢复此书的原貌，这对于宋代文化的研究和整理，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一、《宋大诏令集》的史料价值 从总的方面来看，《宋大诏令集》从《帝统》到《宗室》的前八类中，相当于《宋史》中的《本纪》和《宗室》、《后妃》诸传的内容，而从《宰相》到《政事》的六类，所占篇幅约为全书的四分之三，内容涉及了《宋史》的《本纪》、诸志以及除后妃、宗室以外的各类人物传纪。特别是全书约三分之二的诏文有系年，即使无系年的诏文，亦按其史事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遂使全书有如一部分类得当、编纂有序的编年史史料汇编。众所周知，现存研究北宋历史的史籍，就其考订的精详和记载的全面和详尽而论，当首推李涛所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但《长编》徽、钦二朝已佚，宋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所存留的内容十不及一，自不能与《长编》同日而语。他如《文献通考》和《宋会要辑稿》亦极为学者所重，前者详于考证，后者则汇集了丰富的史料。然《通考》对史料去取较严，就史料的完整性而论，不及《会要》；而《会要》因抄写、流传的原因，阙漏亦较多。而《宋大诏令集》中有很大部分内容，《会要》和《通考》并未记载；即或有载，亦互为详略。且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长编》和《通考》绝大部分内容均经过了史臣的转述，就史料的原始性而论，当不及《宋大诏令集》。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所载史料极为丰富，且详载徽、钦、高三朝史事，可补《长编》所阙，然《汇编》偏重宋、金和战之事而略载其他内容，记载并不全面。至于《宋史》，虽名为有宋一代之史，然元修《宋史》，因时间仓促，多据其宋所修诸朝国史而成，其他史料则多所忽焉，间或以己意（如根据传主对理学的尊崇与否及对熙丰变法的态度）而增删其史事者。《宋大诏令集》使我们能够据其原始资料，在很大程度上补正《长编》、《宋会要》、《宋史》及其他宋代史籍的误载、漏书之处。兹具体论之。 如前所述，《长编》在其流传过程中，徽、钦二朝已佚，《宋大诏令集》所载徽宗朝诏令，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据我们统计：今本《宋大诏令集》收文凡3568篇，而徽宗朝为781篇，约占21.88%，其中许多诏令仅见于《宋大诏令集》。如卷一百五十七《政事·学校》，收文凡19篇，徽宗朝即占了16篇，体现了政治腐败的徽宗朝重文倡学的另一方面，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根据我们的考证，这16篇诏文除《兴学校诏》可作为《宋会要》的补充外，余均不见于今本《宋会要》。按《宋会要》崇儒二之九载：大观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宰臣蔡京等言：‘乞州县学并置小学，十岁以上皆听入学。小学教谕仍量给俸料。’从之。”而《宋大诏令集》中所收《兴学校诏》，即是《会要》“从之”的内容，诏文如下：“学校崇则德义著，德义著则风俗醇，故教养人材，为治世之急务。除京师置外学，待其岁考，升之太学，已尝面谕外，余并依所陈（蔡京起请），仍讲议司立法，颁付学校。”将两者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就能更全面地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