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G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00)05-0053-05 《辽史·百官志》北面朝官条下载有“夷离毕院”这一机构，且十分简略地记录了其职官设置和职掌。检索《纪》、《传》、《表》以及其它史书和考古资料的记载，可供研究夷离毕院参考的资料十分零散，缺漏严重。这种状况，给研究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部门带来了许多困难。至今，国内外论著有在“掌刑狱”方面深入者，亦有认为夷离毕不是专业鞠狱官，而是“综理各种事务（其中包括刑狱）的官职”[1]。这些成果，对我们研究夷离毕职官、夷离毕院以及它们的职掌等均有宝贵的启迪。在本文中，笔者将按照对史料的不同理解，系统地提出对夷离毕职官和夷离毕院的有关看法。 辽代夷离毕院置于何时，史无明确记载。目前只能根据辽代政权机构演变中的某些情况予以分析，力争将设置这一机构的时间大体框定在一个时限之内。为此，首先应对辽代夷离毕这个职官的情况予以探讨。 夷离毕作为职官，早在耶律阿保机时代就已出现。史载，太祖七年（公元913年）三月，诸弟剌葛叛乱，兵锋直指“行宫”，辎重、庐帐被焚，叛军纵兵大肆杀掠，损失惨重。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耶律阿保机也感到突然。面对严峻的局面，他不得不亲统大军，屯于土河，伺机平乱。出军之时，“留夷离毕直里姑总政务”[2]。这是较早明确记载夷离毕职官及其职能的史料。从行文分析，在肯定夷离毕职官已经存在的前提下，也应考虑到这个职官的延续性，即，在此之前是否也曾设置过夷离毕职官。慎重起见，对直里姑以前夷离毕设置与否暂且置疑。 按照辽代政权机构的沿革过程，这一时期为职官制度的草创阶段。耶律阿保机此时为“天皇帝”[2]，尚未建年号。已经设立的职官有北、南宰相，夷离堇、于越、左仆射等等。那么，此时出现的夷离毕又是哪一类职官呢？回答这一问题，应当注意对于史料中直里姑“总政务”的理解。依照契丹族习俗，军政事务没有明显的区别，特别是在早期职官体制中以及后来的北面官系统中，军政事务往往交织在一起。这也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本族官制的主要特色之一。耶律阿保机率军平乱之际，北宰相迪里古筹均随军前往。夷离毕直里姑所总之政务，当为临时负责留守地的全面工作。这种非常情况下的授权，任何一个政权都难免会出现。当然，如果仅就政务而言，包括的内容很多，可以视为一个政权的中央部门的管理工作。据此，与决狱有关的事务亦应在内。当年六月，直里姑因“擅造大校，人不堪其苦，有至死者”被耶律阿保机处死。《辽史·太祖纪》载为“狱官涅离”。据陈述先生考证，涅离即夷离毕直里姑[3]。显然，直里姑所任之夷离毕，汉语可以称为“狱官”。刑狱至少是其掌管的一项事务。在夷离毕直里姑之后，又有太祖七年（913年）十月，“诏群臣分决滞讼，以韩知古录其事，只里姑掌捕亡”[2]的记载。“分决滞讼”的群臣，显然不能视为专职鞠狱官。因平定诸弟之乱以后狱讼事务甚多，积滞若久，不利于统治，所以委派相当于“钦差”的大臣“分道疏决”[4]。这些官员担负的“决滞讼”工作是临时性的。在这一时期真正负责中央刑狱的官员只有韩知古和直里姑。据此条史料，双方已有一定分工。《辽史·韩知古传》载曰：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时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这些事务中，显然不能排除刑狱的内容。而且，这是与耶律阿保机平定诸弟之乱以后“权宜立法”相呼应的。但是，如果说已有专职机构还是显得证据不足。 《辽史》记载的夷离毕院是“北面朝官”系统的一个部门。其设置于何时？无载。但若从史料提供的“掌刑狱”这个职掌入手，仍可以观察到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在此，有一个问题应略予辨析。即，辽代的夷离毕院能否与中国古代封建政权统治机构中的“刑部”视而为一呢？以唐朝刑部为例。其所掌为“律令、刑法、徒隶、按覆谳禁之政”[5]。而辽代夷离毕院仅为“掌刑狱”。“刑狱”者，一般释为“刑罚”，显然，很难与唐代刑部等同。唐以后的五代政权和宋朝的“刑部”，从主管事务的总原则上都不能与辽代的夷离毕院等同。这样，我们要取得比较稳妥的结论，就得根据契丹政权的特点，钩稽那些与刑法（或刑罚）有关的内容，进而寻觅夷离毕院的踪迹。 在《辽史》中，较早涉及刑法方面的史料是“阻午可汗知宗室雅里之贤，命为夷离堇以掌刑辟”[4]。也就是说，在契丹早期历史中，夷离堇的事务中有掌刑辟的内容。然而，当时夷离堇并非专掌刑辟之官，而是“统军马大官”[6]。所以，在契丹族早期历史中，可以认为与刑法有关的事务是夷离堇负责的工作之一。这样，《辽史·萧敌鲁传》记载的萧敌鲁五世祖胡母里在遥辇时期“世为决狱官”，就不能与雅里的职掌等同了。两者的关系，因无确凿史料为据，尚难定论。但从基本思路上可以确定，胡母里的地位和职权，不会超过夷离堇。从当时的历史情况看，雅里所掌之“刑辟”，应主要是指对军队将士违命者的处罚。而且，当时还谈不上刑法制度，也没有量刑、审理案件的各种规定。夷离堇掌“刑辟”，符合契丹政权早期军政紧密结合的特点。雅里时期，契丹族正处在“始立制度，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7]的原始阶段，专掌刑法的机构还没有建立。“穴地为牢”，说明已经有了关押犯人的场所，也会有看押人员。然而，这些都不能说明夷离毕或夷离毕院已经存在。萧敌鲁五世祖胡母里担任的“决狱官”也不能与耶律阿保机时任命的“夷离毕”混为一谈。如果今后有确凿史实印证则另当别论。 耶律阿保机建年号“神册”（公元916年）是辽朝历史中一个转折点。可以说是辽朝正式建立的标志。在此以后的5、6年间，耶律阿保机主要以“权宜立法”的方式解决有关刑法问题。但是，随着内平诸弟之乱的成功以及外征诸敌的胜利，出现了许多需要仔细量刑处理的问题。神册元年（916年）以来的“权宜立法”已满足不了对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种各样犯罪的量刑与处罚。如果没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就难以实现稳定政局，休战息民的历史要求。基此，耶律阿保机在神册六年五月“诏定法律，正班爵”[8]。其立法思想，在《辽史·刑法志》中表述的甚为清楚。耶律阿保机所确定的具体原则是：“凡国家庶务，钜细各殊，若宪度不明，则何以为治，群下亦何由知禁”。显然，全面的立法工作对于辽朝政权来说已是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