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雱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 历史上有不少才华四溢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却像闪电般地一瞬而过，英年早逝。王雱（公元1044-1076年）就是这些人物当中的一个，一生不过33岁。英年早逝已足以令人惋惜不已，而王雱却又遭到肆无忌惮的诬蔑，那就不仅仅使人惋惜而已！ 王雱字元泽，有宋一代杰出改革家、思想家王安石的次子。王雱在幼儿时，即由于他的聪慧、机智，给人们以深刻的、难以忘怀的印象： 王雱字光（当作元）泽，数岁时，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笼以问雱，何者是獐，何者是鹿？雱实未识，良久对曰：獐边者是鹿，鹿边者是獐。客大奇之！（注：彭乘：《墨客挥犀》卷六，影印四库本。） 13岁那年，就敢于对国家大事提出自己的看法： 元泽年十三，得秦州卒言洮、河事，叹曰：“此可抚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则吾敌强而边受患博矣。”（注：周煇：《清波杂志》，影印四库本。） 按吐蕃瓦解之后，青海蕃部依然在洮、河一带生息蕃育。西夏贵族统治集团囊括河西走廊之后，下一个战略目标即投在青海蕃部。试图扩大统治范围，环包蚕蚀秦凤诸路，进一步与宋抗争。宋为扼制西夏贵族集团的扩张，同样看到洮河蕃部是个战略要区。张载年青时打算“结客”以取洮河，即是有见于此。王雱以一个年仅13岁的少年，能够看到这一步，确属不寻常，同时也说明了他的早熟。 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22岁的王雱考中进士，任命为宣州旌德尉，但他没有上任。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七月，王安石自知江宁府调任翰林学士，王雱随侍王安石同到汴京。 王性之（指王銍）言：熙宁初，有朝士集于相蓝之烧朱院。仪（似当作俄）有一人末至，问之，则王元泽也。时荆公（指王安石）方有召命，众人问：舍人不坚辞否？元泽言：大人亦不敢不来，然未有一居处。众言，居处固不难得。元泽曰：不然，大人之意，乃欲与司马十二丈（指司马光）卜邻，以其修身齐家事事可为子弟法也。某闻此语六十年矣，偶读《居家杂仪》，遂识之。庆元庚申五月四日书（注：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八，跋《居家杂仪》，四部丛刊本。） 今按：王安石与司马光于宋仁宗嘉祐年间同事达数年之久，嘉祐六、七年又同为知制诰，过从甚密。《元城语录》曾记载其事。王安石调至汴京，愿与司马光“卜邻”，王雱所称之司马十二丈即司马光。这条材料同样表明，在熙宁变法之前，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关系是友好的。可是，随着变法改革的进行，昔日的好友转化为不可调和的政敌！ 王雱虽然随侍王安石而未任职，但从治平四年到熙宁三年的三四年内，除“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之外，对道家佛家思想亦进行了探索，作《老子训传》、《佛经义解》亦数万言。（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下《元泽先生文集》条，影印四库本。）《佛经义解》已佚散。《老子训传》当即《老子注》，据王雱为是书所作的自序，该书成于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七月，现《道藏》中所收录的北宋梁迥《道德真经集注》和南宋彭耜《道德真经集注》均有著录，前者包括王雱在内的总计四家，后者则十八家。梁迥在宋哲宗元符年间所作《集注》后序称： 近世王雱深于道德性命之学，而老氏之书复训厥旨，明微烛隐，自成一家之说。（注：梁迥：《道德真经集注·后序》，《道藏》，文物出版社本。） 《老子注》成书之后即雕版印行，受到人们的赞誉，被认为是真正懂得“道德性命”的著作。 正是由于《老子注》的印行，宋神宗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八月召见了王雱，使其从前旌德尉而跃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参与侍从之臣的行列。（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二六，中华书局点校本。）王雱的这个机遇，自然是与其父王安石分不开的。从此王雱积极投入了变法革新运动。不无遗憾的是，王雱的文集已经佚散，有关军国大事的议论无从了解，仅有关于论军器制作的奏疏还保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宋史》诸典籍中，其中以《长编》所载较详。王雱在奏疏中指出：外御契丹、西夏，“内虞剽盗之变”，军器制作至关重要。可是，过去对军器制作极不重视，武库中贮存的“大抵敝恶不可复举”，制造的武器谈不上“坚完轻利”；而诸州制作武器的将作院，“兵匠乏缺”，往往“拘市人以备役”。因此，王雱建议：“敛数州之所作而聚以为一处，若今钱监之比”，选拔真正懂得武器制作的人才负责其事，招募优秀的工匠到作院中制作，朝廷然后设置总机构以总理全部武器制作。（注：《长编》卷二四五，熙宁六年六月己亥注引。）在王雱的建议下，宋设立了军器监，地方设立都作院，加强、改善了军器的制作。我在50年代中所写的《王安石变法》一书，已作了说明。 自熙宁四年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罢诗赋、重经术，培育人才的学校因而重要起来。王安石为顺利推行新法，提出“一道德”的重大问题，试图通过学校使思想认识上对变法革新达到一致。因此，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三月，王安石以宰相之职，提举《诗》、《书》、《周礼》三经义的编纂，（注：《长编》卷二四三。）以便通过对经义的训释，达到“一道德”的目的。王雱在王安石身边的几年，主要从事老庄佛学的探索，同时转入对诗、书等经义的研讨。所以至王安石提举三经义之后，全力投入对经义的诠释。因此，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王雱由于同撰修经义提升为右正言、天章阁待制兼侍读的职位。（注：《长编》卷二五二。）翌年，《诗》、《书》、《周礼》三经义解完成，又加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职名，王雱力辞得允。王雱自熙宁六年即患“足疡下漏”，医治不愈，终于在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六月己酉病逝。（注：《长编》卷二七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