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01)01-0001-04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模式化却如影随形地与20世纪中国文学同步，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阴影。直到现在，模式化在中国文学领域里仍很严重。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模式化在不同时期有哪些表现？产生模式化的原因何在？如何清除中国文学中的模式化？探讨并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发展和提高21世纪的中国文学，无疑是有相当意义的。 一 1901年至1911辛亥革命的十年，是清王朝企图改革而遭受彻底失败的十年。在这十年间，印刷业大发展，舆论空间有所扩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然而，文学领域（主要是小说领域）里的模式化也同时产生。当时有这样四种模式： 一是揭露官场和社会丑恶的“现形记”模式。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一问世，读者欢迎，传阅者不绝。于是，类似作品蜂起，《新党现形记》、《学生现形记》、《医界现形记》、《商界现形记》、《后官场现形记》、《新官场现形记》、《绅董现形记》、《滑头现形记》、《家庭现形记》……不一而足。但它们仅得《官场现形记》的皮毛，思想浮浅，手法雷同，出版以后，很快就被读者遗忘。 二是表现中国未来的模式化。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上连载《新中国未来记》，反响很大。这一小说的成功，又出现了一批写中国未来的模式化小说：《未来教育史》、《乌托邦游记》、《新中国》、《新纪元》、《未来世界》，等等，全是模仿《新中国未来记》。 三是借古典名著中的人物写改革的模式。1907年，《新水浒》（“西冷冬青演义，谢亭亭长平论”）者出，写侯蒙保奏、宋江受降后，各位头领下山，各干个人营生，大搞改革。吴用办女学堂，雷横办警察，张顺办渔业公会，汤隆谋铁路事业，乐和出席音乐会演奏风琴，卢俊义将家产三分之一充作国民捐等。其后，《新三国志》、《新三国》、《新西游记》、《新金瓶梅》、《新镜花缘》等全都出笼，都是写这些名著中的人物搞改革，又是一个模式。 四是写社会怪现状的模式。自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03)出版并产生轰动效应后，写社会怪现状的小说又成了“一窝蜂”：《新旧社会之怪现状》、《警察怪现状》、《龙华会怪现状》、《官场怪现状》及类似作品，都是按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模式炮制的，但无一成功。 辛亥革命爆发，民国成立，上述四大模式的小说顿时销声匿迹。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来前的七、八年时间内，鸳鸯蝴蝶的模式又盛行一时。所谓鸳鸯蝴蝶模式，乃是新的“才子加佳人”的模式。老的才子佳人小说的模式是：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而鸳鸯蝴蝶的模式却是，“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1](P.434)比之旧的才子佳人小说，有一点进步，但作为一种模式，也倒了读者的胃口。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新文学取代了旧文学。但是，随着新文学的成功，20世纪二十年代却也出现了“问题小说”和“革命加恋爱”的模式。冰心以写“问题小说”著名于世，她写了数十篇揭露社会阴暗面、探讨人生道路的“问题小说”，收在《去国》、《超人》、《往事》三个集子里。冰心“只问病源，不开药方”，并无模式。但后来追随冰心写“问题小说”的作者，却以冰心的“问题小说”作为模式，以“爱”和“美”作为人生的指归，并都有一个理想人物。当形成“问题小说”模式后，“问题小说”也就走下坡路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蒋光慈写了《野祭》、《菊芬》、《最后的微笑》和《丽莎的哀怨》等中、长篇小说。这些作品大都宣扬个人的革命冒险活动，并带有多角性质的恋爱描写，形成了“革命加恋爱”的模式。这对“革命文学”很有影响，一些人向蒋光慈学习，写“革命加恋爱”的作品不少。 及至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中的口号标语型的模式作品更多。还在1930年，鲁迅即指出，“前年以来，中国确曾有许多诗歌小说，填进口号和标语去，自以为就是无产文学。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无产气，不用口号和标语，便无从表示其‘新兴’的缘故，实际上并非无产文学。[1](P.376)很可惜，尽管鲁迅批评了这种口号标语型的模式作品，但在左联时期，这一倾向不但没有克服，反而有所发展。左联“以决议的方式规定作家必须写工人，写农民，写苏维埃等等，这种‘拉普’搬来的‘社会定货’式的分配任务的方式，不仅并未进一步拓宽小说表现的领域，其实比‘革命文学就是写革命的文学’的提法更狭隘，更机械。”[2](P.74)口号标语型的模式化作品更多了。 抗日战争时期，文学领域又出现了新的模式：“写将士的英勇，他的笔下就难看到过程底曲折和个性底矛盾，写汉奸就大概使他得到差不多的报应，写青年就准会来一套救亡理论……”。胡风称之为“公式化或概念化的倾向”。他“在公式化的作品里面，我们看得到过多的壮烈词句，一般结论，但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兴奋。”[3](P.79) 新中国成立，中国文学进入新阶段，但模式化依然存在。这一倾向其后不但未能克服，相反却恶性发展了。先是概念化、公式化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的模式；及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更把“三突出”、“主题先行”、“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模式规定为一切文艺创作的准则，把中国文学逼上了绝路。 新时期到来后，二十多年来，创作自由度前所未有地扩大，真正实现了题材多样化和“百花齐放”，但模式化倾向仍然存在。仅以八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而言，五大模式触目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