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即使从狭义的“生态文艺”讲，创作的局面也已经进一步打开，而“生态文艺批评”仍还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本文希望对“生态学文艺批评”做一些较为具体的阐发，以期引起更多的人对于它的关注。 自然的缺席 众所公认，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一个文艺理论极为繁荣的时期，各种各样的“学说”、“主义”令人眼花缭乱。有人统计过，在20世纪产生过一定影响的文艺主张就有百种之多，诸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立体主义、印象主义、荒诞主义、实验主义、实用主义、超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功能主义、新理性主义……。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两部介绍西方文学批评流派的书在中国文坛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一本是英国学者安纳·杰弗逊(Ann Jefferson)和戴维·罗比(David Robey)编著的《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流派》；一本是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雷纳·韦勒克(Rene Wellek)撰写的《西方四大批评家》。韦勒克选为代表的四大批评家是克罗齐、卢卡契、瓦勒里、英格尔登。四个人可以分为两大类：前两位属“内容派”，侧重从作家艺术家的心理状态和文学艺术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来揭示文学艺术的奥秘；后两位属“形式派”，希望从语言符号、形式结构方面阐释文学艺术的规定性。杰弗逊的书中列举的可以概括西方现代批评界风貌的文艺批评流派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现代语言学批评”、“英美的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属心理学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主要是社会学批评，这两种批评流派都注重文学艺术所表现的内容：或人的主观的心灵世界，或社会的现实生活。“形式主义批评”、“语言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都倾向于把文学艺术作品看作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结构加以研究，批评的对象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叙事的方式、结构的功能。“英美新批评”则介于两者之间，侧重于从“文本”自身出发通过“细读”发现作品所拥有的意义。 在这两本书被介绍到中国以前，长期以来在我国文艺批评界占主导地位的基本上是一种“社会政治批评”，把文学艺术看作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看作一种用形象的方式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而“现实生活”又被明确地圈定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范围内，即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自然”更经常地则是作为人们“攻克”和“掠取”的对象出现。 通观以上这些广为流播、影响巨大的批评流派，它们批评的视野内有语言、符号、形式、结构、文本、文体，有阶级政治、生产劳动、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甚至还可以包括进读者、观众，却唯独没有了“自然”。无论是在“社会生活”，还是在“人的心灵”中，还是在“艺术的结构”中，“自然”都缺席了。 不错，在这些流派出现之前，曾经有过以丹纳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批评”，但丹纳很快就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他的学说被认为是一种“陈旧的”、“过时的”理论。后来，又曾出现过托马斯·门罗的“新自然主义”，遗憾的是门罗与丹纳一样，都在赞美“自然”的同时，又把“自然”关进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科学主义的牢笼里面，显得笨手笨脚，这反而又成了人们贬抑“自然主义”的把柄。 其实，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与英美新批评的实证主义色彩也是很浓重的，在现代文艺批评的王国内却比丹纳、门罗的自然主义享有高得多的声誉。说到底，人们对“自然主义文学批评”的冷淡恐怕还是出自人们对“自然”的漠视。而“新批评派”们对形式、文体、技巧这些实证、实用性的“人工”项目的热衷，却成了人们争相效仿的楷模。这或许真如丹尼尔·贝尔指责的：“甚至艺术也变得像高技术一样：文学中的新批评在小说大师们追求技巧革新的情况下应运而生；对表面和空间予以新的强调的抽象表现派绘画也表现出自己的复杂意向。”（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4页。） 由此看来，“自然”在文学批评中的缺席，也是20世纪痴迷于高新技术的那种时代精神造成的。在科学技术耀眼眩目的光芒下，曾经容光焕发的“大自然”在文学艺术家的目光中早已经黯淡下来。“自然”被“科学”从文艺批评界放逐出去。不要说批评家，就连一些在文坛上负有盛名的小说家，也不愿意为“自然”多写几个句子。 到了20世纪后期，随着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日益紧迫，纷纷扬扬的“纯粹文学批评”的尘埃或泡沫渐渐落定，文学批评开始走出“批评的实验室”，走进现实世界来，正如美国批评家丁·希利斯·米勒指出的： 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的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注：[美]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 这位米勒先生还多少带些偏激情绪对那些喧嚣一时的“新批评”进行了“秋后算帐”：“新批评灾难性地缩小了文学研究的范围”，新批评对于解读行为的过分苛刻的要求，令人一想到阅读和欣赏就畏葸不前，就精疲力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