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注：郭沫若《满江红·读毛泽东诗词》。）。”东方巨人毛泽东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诗词创作是他一生中的“余事”。然而，他留下的光耀千古的诗篇，以独特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和完美丰富的艺术形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喜爱，诗名远播海内外，不愧是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瑰宝。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毛泽东在泱泱诗国的诗坛上获得如此卓绝的成就，可以说是古今独步的。毛泽东诗词以崇高卓越的思想、高尚豪迈的情感和雄奇豪放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巨大的审美教育作用和艺术感染力，“开启了一代诗风”（注：华中师大《中国当代文学史》。）。毛泽东诗词创作是“余事”，谈论诗词理论更是余事。然而，他在诗词创作和谈论诗词的书信文章中，不乏闪烁睿智的星光。探索毛泽东超凡的审美经验、诗学理论，为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诗学理论具有深远的意义。 毛泽东诗学理论是科学的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的诗学理论的结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肃认为“按照他（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自然界有无限的层次，在这些层次内一个比一个更小的东西无穷地存在”（注：《世界科学译刊》1979年第6期。）。毛泽东所说的“一个比一个更小的东西”，在认识领域予以科学的揭示界定命名，就是揭示事物的本质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列宁认为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注：列宁《哲学笔记》。）。马克思认为范畴是理论体系形成的基石。“正如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体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9卷，第410页。）。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层次”和“层次内一个比一个更小的东西”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范畴”、“群”和“系列”。“在辩证运动中”，相关的“范畴”构成“群”，相关的“群”构成“网上的纽结”即“系列”，相关的“系列”构成“整个体系”。我们研究毛泽东诗学理论从“范畴”“群”“系列”入手，研究毛泽东诗学理论体系，是符合马列主义认识论方法论的。毛泽东诗学理论是辩证的科学美学思想和中国传统的诗学范畴的结晶。毛泽东诗学理论体系集中体现在诗歌创作、鉴赏（批评）和正变三个基本规律内在本质的揭示，着力于“言志”、“缘情”与“形象”，“诗意”、“诗境”与“诗味”，“佳句”、“诗眼”与“风格”，“旧体”、“民歌”与“新诗”四个层次（系列）的理论构建。 （一）“言志”、“缘情”与“形象”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东方巨人毛泽东深受其影响，他的诗学理论根植于古老的诗学命题“诗言志”（《尚书·尧典》）和“诗缘情”（晋陆机《文赋》）。他认为“感物言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诗词与“经国之大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不仅身体力行创作旨在表现追求光明、探索真理、变革社会和造福人类的慷慨博大的“英雄之志”，雄奇豪迈的“诗人之情”的英雄乐章，而且在“言志”“缘情”的基础上提出要形象地表现出好的“主题”（注：人民文学出版社《毛泽东诗词选》《致胡乔木》1959年9月7日。）的主张。 毛泽东认为主题好的标准是：一、“感觉在战斗”（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5页。《致萧三》1936年6月17日。）。即“情”要激昂乐观，“志”要积极进步，体现奋发向上的格调。二、“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所谓“需要”，毛泽东认为不仅形象地表现的情志应“反映民众生活”，情绪健康、格调乐观，为民众所懂；而且包含形象地表现情志所体现出来的主题应该是健康、乐观、进步，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注：原载1939年3月1日出版的《鲁艺校刊》。《致路社》1939年1月31日。）。 毛泽东认为诗歌“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宇宙、社会和人生。“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毛泽东认为中国诗词创作最重要的形象化方法“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用，如杜甫之《北征》，……然其中亦有比兴”。“赋”必须为形象服务。还肯定“韩愈以文为诗”，也不乏佳作，如《山石》之类。认为“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是不公允的。他认为“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注：原载《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7页至608页。《致陈毅》1965年7月21日。）。唐人主情志重形象是作诗之“规律”；宋人主理致重议论是违反“唐人规律”。毛泽东评柳亚子《十月十六日题毛泽东之绘像》诗时指出，此诗“慨乎言之，感念至深。赤膊上阵，有时可行，作为经常办法则有缺点，……”（注：原载《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63页。《致柳亚子先生》1945年10月7日。）毛泽东把这种缺乏形象思维，直奔主题，呼吁式的口号作品比作“赤膊上阵”，非作诗之常法，是不足取的。毛泽东认为诗要用形象思维把诗人的情志加以形象地表现，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情感，揭示主题，如果不懂“比兴两法”形象化的方法，是无法进行诗词创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