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019(2001)01-0005-06 审美活动是人类最为复杂也最具个性特点的精神活动。个体的审美心理总是千差万别的：相同的对象，在这个人看来是美的，而在另一个人看来并不觉得美；即使是同一个人，此时感觉是美的东西，彼时也许并不觉得其美，环境或心情的改变都有可能影响他的审美判断。古往今来，美学家们不知给美下过多少定义，然而，直至今天，仍然没有一个为大家所公认的美的定义。现代心理学也曾试图揭示审美心理机制，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科学数据。 这样说来，美是否就是一种纯粹的个人主观感受了呢？其实也不尽然。且不说对于美丑，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们一般都有大致相同的看法；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审美标准存在很大差异，也说明了审美活动具有明显的社会和时代属性。至于不同的民族，由于生活环境不同，文化传统各异，他们对于美的感受和批判就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以文学艺术为例，中国的绘画与西洋的绘画，中国的京剧与西方的话剧，在审美形式上的巨大差距，是一眼就能看到的。正是因为不同民族的审美意识不尽相同，才开放出姹紫嫣红的民族艺术之花。因此，承认不同民族审美意识的差异，正是为了肯定民族文学艺术存在的合理性。当然这并不是说，由于不同民族之间存在审美意识的差异，他们的审美创造活动是无法沟通的，恰恰相反，审美意识的多样性造成了审美创造活动的多样性，而多样性的审美创造能够更进一步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发展，正如不同的个体审美意识能够融入到民族审美活动的整体意识之中一样，不同民族的审美意识也能够通过相互交流与学习而融入到人类审美意识的全面发展之中。这正是我们探讨不同民族的独特审美意识的意义之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中国人的原初的审美意识的出发点。 1 中国人原初的审美意识应该从中国人最初的精神模式子中去寻找。 法国的艺术哲学家丹纳在研究产生艺术品的规律时指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1](P.76)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绘画、尼德兰的绘画、希腊的雕塑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例如，他认为希腊雕塑是“自然界的结构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他说： 希腊境内没有一样巨大的东西；外界的事物绝对没有比例不称，压倒一切的体积。既没有巨妖式的喜马拉雅，错综复杂、密密层层的草木，巨大的河流，像印度诗歌中描写的那样；也没有无穷的森林，无垠的平原，面目狰狞的无边的海洋，像北欧那样。眼睛在这儿能毫不废事地捕捉事物的外形，留下一个明确的形象。一切都大小适中，恰如其分，简单明了，容易为感官接受。科林斯，阿提卡，培奥提，伯罗奔尼撒各处的山，高不过九百多公尺到一千四百公尺；只有几座山高达一千九百多公尺；直要在希腊的尽头，极北的地方，才有像庇来南Pyrenees（法国与西班牙交界的大山）和阿尔卑斯山脉中的高峰，那是奥林泼斯山Olympe，已经被希腊人当做神仙洞府了。最大的河流，贝南和阿基罗阿斯，至多不过一百二十或一百六十公里；其余只是些小溪和急流。便是大海吧，在北方那么凶猛那么可怕，在这里却像湖泊一般，毫无苍茫寂寞之感；到处望得见海岸或岛屿；没有阴森可怖的印象，不像一头破坏成性的残暴的野兽；没有惨白的，死尸般的或是青灰的色调，海并不侵蚀岸，没有卷着小石子与污泥翻腾的潮汐。海水光艳照人，用荷马的说法是“鲜明灿烂，像酒的颜色或紫罗兰的颜色”；岸上土红的岩石环绕着闪闪发光的海面，赛过镂刻精工的一条边，有如图画的框子。——知识初开的原始心灵，全部的日常教育就是与这样的风光接触。人看惯明确的形象，绝对没有对于他世界的茫茫然的恐惧，没有太多的幻想和不安的猜测。这便形成了希腊人的精神模子，为他后来面目清楚的思想打下基础。——最后还有土地与气候的许多特色共同铸成这个模子。[1](P.329～330) 这里主要谈到的是自然环境对形成民族精神模子的巨大影响。所谓精神模子，主要是把这个民族的思想方法、生活态度、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当然也包括审美意识。尽管人们对于环境决定论有着这样那样的意见，然而直到现在，丹纳所作的从环境入手探讨希腊民族的精神模子从而揭示希腊雕塑的艺术特点的深刻分析和基本结论，仍然是我们理解希腊雕塑艺术的最为精辟的见解，也为我们研究民族审美意识提供了极好的借鉴。 从自然环境来探讨中国人的审美意识要比探讨古希腊人的审美意识困难得多。古希腊仅巴尔干半岛南部、爱琴海诸岛及小亚细亚西岸一带，面积不过十多万平方公里，而中国幅员辽阔，南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土地物产均有较大差异，形成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反映在审美意识方面，南北文化也有明显的区别。梁启超在《中国古代思想》一文中说：“凡人群第一期之文化，必依河流而起，此万国之所同也。我中国有黄河、扬子江两大流，其位置性质各殊，故各自有其本来之文明，为独立发展之观，虽屡相调和混合，而其差别相自有不可掩者。”[2](P.33)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也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3](P.261)很显然，自然环境的确造成了南北文化形态及其审美意识的差异。 承认南北文化形态和审美意识的差异，并不表示可以放弃对中国文学共同审美理想的探寻，也不是说南北文化对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影响没有主次强弱的分别，更不是说中国人的审美意识没有其同的精神之源。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南北文化所给予中国文化整合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在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初始阶段（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一般认为在公元前第二千纪前后），北方文化表现出了比南方文化旺盛得多的生长力。从考古学界所发现的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遗址、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遣址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的文化遗存分析，“在公元前第三千纪的后半期，中国北方和南方的主要地区，都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它们都是以农业为主、狩猎采集为辅的社会，不过狩猎和采集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特别是采集鱼、蚌之类水生动物的比重，南方似乎多于北方；它们都使用角、骨、蚌等原料制作的工具，过着定居的聚落生活，这也就是说，它们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方式，都是大致相同的。在社会性质方面，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均处于原始社会的最后一个阶段——酋邦阶段。石家河文化的社会，也到了部落社会的晚期。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们以后的社会发展轨迹，却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4]。正是这种差异，形成了南北文明对铸造中华民族精神模子的不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