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 —9594（2001）01—0032—09 文学阅读是读者接受已创作出的文学作品的活动，它是整个文学活动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是文学活动的最终目的。在文学阅读中，其外在的因素就是作为客体的文学作品和作为主体的读者，然而，要使读者能够在阅读中理解体悟到文学的魅力，要能够得到美的熏陶，要在阅读中有所发现和再创造，则还涉及到其它因素，其中就包含了“历史”这一因素。在下文中，我们就是要对“历史”在文学阅读中的作用和意义作出论析。 一 作为文学阅读前提条件的“历史”的涵义 “历史”一词的字面义并不深奥，凡是过往的人、事、物，我们都可以用“历史”来修饰，称之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文物之类。由这一用法，我们可以见出历史是指一个过去时段。我们如要较真地辨析该词的话，它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过去了的各种事件，在这事件中有人物的活动，也可能有当时活动的残留物件留传下来；二是指对历史事件的回忆、记载、描述，即前一“历史”是由这后一“历史”来表述才可能给人以印象，才可能进入到我们的话题中。 由于“历史”的前一意义是在后一意义中表现才得以成形，因此，本来是后于前一意义的“历史”的词义反而获得更被人重视的地位。美国史学家柯林武德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1] 柯林武德这一定义将历史看成了一种带有主观性的范畴，它同我们说的历史不容纂改、历史具有客观性的信念有着牴牾。然而当代的美国批评家海登·怀特有一段论述可以说是对柯林武德论说的补充，他认为，“史家也是故事讲述者，他们以事实来编织故事，但也要对无法获得的事实以及看不见的史料进行补充，发挥一种柯林武德所说的建设性的想象。”[2] 怀特还在另一文中对该说法有具体的申辩，他指出，“按年代顺序排列的一组特定事件经过编码后变成带有明显开头、中间部分和结尾的一个过程中之各个阶段期，那么这组事件可被用作传奇文学、喜剧、悲剧、史诗等的内容，根据原型故事形式所需的不同事件之数量额而定。”[3]从怀特这一阐释中可以见出，历史的史实是人们要求客观性的、不带偏见的方面，可是这些史实的表述需得人去加以阐述，而人在讲述史实时不能不排列出一个史实材料的顺序，要有“从……，到……”的叙述语型，这样的讲述就必然有主观性了。这“主观性”还并不是讲述者偏见使然，甚至可以说这是语言的一种宿命，而人的思维和理解的活动不能没有语言，于是语言的宿命就转嫁到了人的思维和表达中。 以一个人吃一串葡萄的行为来作一简单的剖析。既然这个人是吃的这一串葡萄，那么只要这一进程未中断，可以说这一串葡萄的数量是有限的，相对而言作为行为主体的食者一方的存在时间就长得多，他总可以吃完这一串葡萄。我们可以说它吃进的葡萄越来越多，也可以说它所剩的葡萄越来越少，同一事实的两种表述体现了不同评价倾向。另外在一串葡萄中，葡萄的大小、甜度也有区别，我们假定此人在食用过程中对秩序有些讲究，他可以先吃这串葡萄中大而甜的，逐次递降，直到吃完；他也可以作出与此相反的选择顺序。作为乐观主义者，我们可以说它在从大而甜吃起时，他总是吃到了这串葡萄中颗粒质量最好的；反之从小而酸者依次品尝时，又可以说他剩下的葡萄是越来越甜。作为悲观主义者，我们可以说从优至劣的吃法是使所剩葡萄越来越差；而从劣至优的吃法也不行，即他所吃的葡萄是现存葡萄中最差劲的，直到最后一颗已没有比较参照物时为止。可以见出，尽管事实不容纂改，但在表述事实时就难免有表述者的评价态度渗透于其中，那么，历史中的事实即史实作为本体的方面已一去不返，只能依赖于人的讲述才得以呈现的。 这种讲述中的评价差异不是谁有主观偏见就完全能解释的，换句话说，不是去掉了所谓表述者的个人评价态度就能得到完全客观、中立的评价。例如，我们可以说统计学是一门科学，它是近代科学研究的基本工具，然而这一工具本身就有一个用法的问题。我们可作一个剖析。试想一个猜扑克牌花色的游戏，在一个盒子里有18张牌，其中黑牌11张里有黑桃5张，7张红牌中有红桃3张，那么游戏里我们知道牌的颜色， 规定猜中“桃”为优胜，由上述条件， 选黑牌得“桃”的机率是5／11，红牌则为3／7，通分之后分别为35／77和33／77，由此可以判定选黑牌时得“桃”机率更大；在另一盒子里共有23张牌，9张黑牌中有黑桃6张，14张红牌中有红桃9张，其中“桃”的比率分别为6／9和9／14，两者通分为84／126和81／126，仍是选黑牌时得“桃”的机率更大。由此我们就应得出结论，当我们知晓牌色时，选黑牌在两盒中都是猜到“桃”的机率更大一些。可是，当我们将两盒中的牌合并，即18+23共41张后，黑牌就有20张，其中黑桃11张；红牌21张，其中红桃12张，“桃”的份额分别是11／20和12／21，二者通分后即231／420和240／420，这时竟是选红牌时得“桃”的机率大于选黑牌时的机率。这里的牌都是一样的，仅仅是一个分、合上的变化，就会有着选择机率上的变化，而这里对选择的技术分析没有任何主观倾向，完全是从数学角度来看待的[ 4]。由此例可以见出，我们对于历史中“史实”的分析也有类似道理。我们不可能搜集到一个事件的全部相关数据，往往是在此有相关数据三五点，在彼又是数据指标五六个，分别来看应得出一种见解，合并参考又是另一结论，而分与合的依据都只能靠假定，在根本上它取决于史家的历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