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审美权力”概念，意味着我可能对当下一边倒的“多元化”、“比较研究”、“文化方法”及“对话”等文学理论发展主张提出某些质疑，甚至意味着挑战经典的审美非功利性原则。“权力”是什么？《汉书·律历志上》：“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礼记·王制》：“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权力是对事物进行称物平施，知其轻重的一种控制、制衡之力，对不同社会文化现象，如“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亦可“以权之”。“权力”概念在现代意义上还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权力是一国在国际舞台上对别国控制，施加影响的国际综合行为能力，权力是实现一国对外目标的根本手段，国际政治的实质就是权力之争，权力冲突是国际关系中最突出的表现。国家间权力冲突主要表现为维持权力，增强权力和显示权力，在国家对外决策上表现为强权政治的政策。 审美权力概念无疑继承了知轻重与权利义的涵义，通过审美中各种控制影响手段，形成多元格局中的强势表现，以展示自己拥有中心价值的领导权。审美权力假定各种多元文化指向存在的合理性，但同时它通过对自身审美权力的维护、增强以及某种审美权力的强势显示，获得多元中的合法存在。换句话讲，审美权力一般不重视权力的合理性分析，或者说，审美权力假设更重视多元格局中审美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近10年来的文学理论及其批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艺术，特别是文学，已日益被商业文化挤兑，故而才有文学理论界各类极具现代意识与商业意味的批评表述，如“小说边缘化”、“诗歌边缘化”、“文学失语症”，“主体缺席”等等。为了挽救“无话可说”的中国文学及其理论，一些忧心忡忡的理论家提出文学的“语言转向”及“重建中国文学的话语权”问题。于是一石击起千层浪，国内包括《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国家权威刊物，均对此话题展开热烈讨论，形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理论焦虑局面。“建立自己的话语权”是很鼓舞那些既满腹经纶又雄心勃勃的文艺思想家们的。但事情却并不像提出建立自己的话语权那么简单。就像卢梭在他的《论不平等》中所说的，“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的真正奠基者”。然而不幸的是，多元化理论并不支持各领风骚的雄心勃勃的批评家们是“头脑简单”的，反之他们都是“满腹经纶”的。于是近10年“百家争鸣”的场面，并没有真正催生出中国文学发展急需的“话语权”，我们的文学理论及其批评还是摆脱不了落伍的局面。 1998年2月底，《文学评论》编辑部与暨南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了“文学与文化”学术研讨会暨《文学评论》组稿会，对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思想内涵与思维方法，对西方文论一个世纪以来多重反复形成的对中国当代文论近20年流变的影响进行了异常热烈的讨论。讨论会的成果由李凤亮博士以《多元化语境下的理论探讨与批评实践》为题，写成长篇综述，发表在《暨南学报》1998年第三期。我有幸参加此会。会中中山大学程文超教授一针见血抨击了当前出版业及传媒滥用“文化”概念的现象，他认为，当下社会环境中，文化由于其特定的包容性而常常被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人导入一种商业运作，“文化”仿佛一夜之间身价百倍，什么酒文化、茶文化、性文化，甚至还出现“三陪文化”“修脚文化”，连垃圾也成了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化成了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文化的无限多元扩张，造成了主体文化的萎缩。本人在会上以《文学的文化视域及构成理解的通约原则》为题，说出了我对“多元化”“泛文化”文学研究的忧虑，由于“文化”概念自身存在不确定的广狭义之分及不同立场学者出发角度的不同，使学术界施用“文化”过程中发生了浓重的“弥漫性”特色，不少学者从一己文化观念出发进行文化批评，但不同文化批评之间又没有真正建立起合理的沟通原则，众说纷坛的学界成了“自说自话”的飞地，于是“鸡说鸡话，鸭说鸭话”，不管你听不听懂，我就是说自己的话。其实不管是“多元化”、“比较”论，“文化”论还是“对话”论，如果不建立有关研究的通约原则，用权力话语来讲，叫“合理与合法性原则”，以上各论除了一厢情愿，均无法建立起真正属于可以面对21世纪的话语权。在发言时本人曾构想用界定“文学的文化视域”来建立各不同立场与视角合法性沟通的游戏规则，建议从文学文化的存在状态、价值理解及运用方法三个层面入手，以获得一种能权衡与控制的强势导向，使建立中国文学自己的话语权成为真正的现实。但本人后来发现，“文化”“多元化”“对话”实在是一个很难界定的对象。用巴赫金的话来讲，以上三者的提出只是为了否定无法回避的话语权威而进行的理论“狂欢”而已，因为从学理上讲，“狂欢化”的场景不是为逻辑而准备的现成结论，而是为蕴含历史“长远时间”丰富涵义提供不断翻新历史解释的可能性。 巴赫金在他的《在长远时间里》（见《巴赫金文集》第四卷），提出：“在长远时间里，任何东西不会失去其踪迹，一切面向新生活而复苏。在新时代来临的时候，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会进行总结，并以新的涵义进行充实”。巴赫金还进一步指出“即使过去的涵义，也从来不是固定的（一劳永逸完成了的，终结了的），它们总是在随着对话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变化着（得到更新）。在对话发展的任何时刻，都存在着无穷数量的被遗忘的涵义，但在对话的进一步发展的特定时刻里，它们随着对话的发展会重新被人忆起，并以更新了的面貌（在新语境中）获得新生”。巴赫金的观点启示我们，文化理解也好，对话理解也好，在学理上不可能存在唯一涵义，因而也不可能有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涵义，因为无数被遗忘的涵义是在不断前进的历史场景中获得新生的。引用巴赫金的观念，本文想证明的是，审美权力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想确立一种“强势控制”假设，这种设定的学理目标是：(1)承认强势控制是一种主观化权力形成；(2)随着文化历史场景的置换，强势控制可能成为弱势存在，这与权力更迭，改朝换代一样；(3)强势控制是靠维持“增加”“显示”话语权力来实现其有效控制的。对审美概念的这种认识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由此抛弃对无限历史场景置换的学究式分析，我们还可以悬搁其不切实际的对唯一合理性前提的诉求。反之我们能极从容现实地解决“当下”的“合法性”问题。审美权力的设定只需获得概念相对合理性效果就可以在多元化理论、对话理论、泛文化理论之间实行某种强势通约，这类强势通约就像卢梭说的那样，每一种理论均可把属于自己的思想领地圈起来，并大声说“这是我的”，如果他的“这是我的”居然被历史场面中的大多数人认肯，那么他的强势理论便应是合法的。正如我们不追问克林顿是不是当下美国唯一最好的总统，这样问是很愚蠢的，但他是合法总统这是肯定的。谁能通过“对话”有效地影响与控制主流文化的话语权，谁就算掌握了真正的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