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8—1999堪称北京的话剧年，舞台上一片繁忙景象。中央实验话剧院推出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北京人艺推出以契诃夫与贝克特的两部经典改编的《三姐妹·等待戈多》，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了布莱希特的《三毛钱歌剧》。我无意在这里讨论这些剧目的艺术成就。它们引起我兴趣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虽然这些剧目都是久负盛名的西方经典戏剧作品，但是在这个话剧年，所有这些作品都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 这一现象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是因为遭遇如此命运的远不止于西方的经典剧目，也不限于话剧。从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直到晚近的《红楼梦》和《梁山伯与祝英台》，《雷雨》和《原野》，再到本想去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中心演出的所谓“全本《牡丹亭》”，有多少剧目在重新上演时，不被一改再改呢？最近甚至连人艺的《茶馆》也在重排时第一次被拆碎。 大师们留下的经典剧目被任意地改动，已经成为中国戏剧界近几十年里最常见的现象，只有在很少的场合，我们才能够有幸看到经典剧目以其比较接近于原貌的形式上演。然而，也是在1998—1999年，英国皇家国家剧院带来他们的保留剧目莎士比亚名剧《奥塞罗》，法国国家芭蕾舞剧院带来了古典名剧《天鹅湖》。这两个异邦的著名剧团并没有强调他们上演这些经典剧目时做了怎样的改编，有些什么创新，相反，他们几乎总是刻意强调，这些作品是尽可能按照其原样上演的，它们作为剧院的保留剧目是如何如何地尊重大师的原作。事实也正是如此，像莎士比亚这样的戏剧大师的作品，虽然总是能够使不同人产生不同的感受，它们也确实屡被改造，但是在英国，还有在更多的国家，它们更经常是力求原汁原味上演的，拂去几百年的时间之尘，我们并不难从这些演出中，窥见它的真面目。 在一些很特殊的场合，我们的戏剧界也会不得不容忍经典剧目按其本来面目上演。比如说在剧团被邀请到台湾或东南亚演出时，只有在应邀请方无法通融的要求时，我们的剧团才会满腹怨诽地抑止住改造经典剧目的强烈冲动。这样的演出方式当然不是出于本意，在更多场合，我们更多地听到的是某剧团为推出了一部已经被改造得“全新”的古典剧目而洋洋自得。这就是说，除非是为了满足老外或海外华人们怪癖的胃口——他们经常是怪癖的——我们的艺术家们决不甘心于将大师的经典剧目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 在我们的戏剧界，实际上是在整个艺术界，艺术家们总是不断地、甚至经常是随心所欲地创新，令人眼花缭乱。它像极了我们身边不断出现的那种拆了真庙盖假庙的闹剧。在社会领域，对真正的古董弃之若敝屐而热衷于制造一些假古董的现象之盛行，除了可以借此达到某些商业效果以外，还在于你可以把盖了一座新大楼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以显示你做出的成绩，显示出你已经对这块土地上做了点什么，你需要的只是现实而不是历史，因为你不能在每年的工作报告上都写上“我们的每条街道还照原样保存完好”，你不能把古人创造的文化遗迹当作你的政绩，那不是你在这块土地上留下的脚印。而同样充斥于艺术领域的拆了真庙盖假庙的行为，就艺术家们而言，除了要想谋利以及希望能在历史的某一页上歪歪斜斜地涂抹上自己的墨迹这种功利小人的私欲之外，还因为对经典作品为所欲为的改造，很少像拆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庙盖假庙那样受到知识界与理论界广泛的批评与谴责，相反，它倒是恬然自得，尽可以欣欣然地品尝着来自艺术理论界的无尽赞扬。 那是因为我们的艺术理论界一直无条件地信奉创新的价值，而对所有重复与模仿的艺术行为嗤之以鼻。 从我们开始接触艺术理论之时起，一种关于艺术的价值标准就已经根深蒂固地被印刻在脑海里。我们一直被告知，“艺术贵在创新”。在我们用以分辨文学艺术作品水平与价值高低的无数条标准中，“创新”向来是最少，甚至从未受到过怀疑的一条。 我们的文艺理论书总是引用那句老掉牙的名言——第一个把女人比喻成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把女人比喻成花的是庸人，第三个把女人比喻成花的是白痴。这句名言用明确无误的语调告诉我们，惟有创新才是有价值的，而模仿他人，则是一种很没有出息的行为。在这样的艺术理论背景下，人们心怀对模仿的恐惧，拼命追求新的艺术手法、新的艺术内涵、新的艺术风格，假如这些都无力追求，那么就追求新的外壳与包装。 这样的理论背景培育和诱导了许许多多对大师与经典的“重新演绎”，说是要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重新解读大师和经典。一方面，据说这是为了使经典作品能够与现代人的心灵产生共鸣；而更重要的方面在于，据说“艺术必须创新”，据说传统作品的重新上演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它可以通过现代人的改造和重新解读，表现出某些“新意”。 在一个不惜用最美好的词汇赞美创新，用最不屑的口气谈论重复与模仿的语境里，数十年来，我们看到艺术家们匆匆忙忙地走在创新的路上，决不肯重复别人，甚至都无暇重复自己。诗人们不断创新，新手法层出不穷；小说家们不断创新，新“主义”逐日更替；理论家们也不断创新，新观念蜂拥而出。连流行歌曲也像工业流水线般每周推出“原创音乐榜”，一首歌刚刚露面就已经过时。于是，就像以日趋疯狂的速度不断更新的电脑芯片和软件一样，所有作品所有手法所有风格都有如过眼烟云，等不到成熟就早被淘汰。艺术之树上到处可见青涩的果实，令人不堪咀嚼。 我们的艺术家就像一群狗熊冲进玉米地，虽然总是急匆匆地努力掰取每只进入视野的玉米棒子，总是不断有新的收获，可惜一面收获，一面也在遗弃原有的成果，最后留在手中的那只棒子，甚至都未必最好。经历了这种狗熊式不断创新的多年努力，我们的艺术领域究竟存留下多少，而不经意间从我们手中遗弃的又有多少？ 二 对艺术创新毫无保留的赞美，与对模仿毫无保留的蔑视，总是相辅相成的。 这种理论潜在的一个理由，就是模仿很容易、很简单，只不过是一种人人都能够做的简单劳动，而创新却是惟一困难的、真正具有原创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