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 I206.09 近些年来，从“重写文学史”的呼吁，到《文学史》辑刊的出版，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似乎已进入一个自觉的时代。文学史学，以及中国文学史学史，受到广泛的关注，一些早被淘汰的著作，如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等重新被提起、被讨论。但是，作为这些早期中国文学史范本的日文中国文学史，还有英文、德文中国文学史，却未能受到同等的重视。我们认为，中国文学史发生学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国内的发韧之作，只有追溯到它真正的源头，才能了解其范式的初始状态及演变过程。此外，将国外中国文学史写作纳入我们的视野，作为文化交流与文化对话的个案予以考察，也是全球化时代跨文化研究的需要。本文探讨英国汉学家Helert Allen Gi-les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ture（《中国文学史》1901），以及中国文学史家郑振铎对该书的批评，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 一 Giles中文名翟理思（士、斯），1845年出生，1867年到中国任使馆翻译、副领事、领事等职，1891年离华时为宁波领事。1897年继Thomas Francis Wade威妥玛为剑桥大学汉学教授。1928年退休。1935年去世。Giles一生致力于汉学研究，出版有关著作和译作六十余种。经其修订的汉语罗马字拼音系统，即威妥玛——翟理思音标，仍是目前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七十年代，新中国编纂第一部汉英字典时，Giles的《汉英字典》(1892)仍是主要的参考书之一。他翻译的《聊斋志异》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全译本。他的几个儿子在父亲的影响下，也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Bertram Giles翟比南和lance Gilesa翟兰思曾分别担任过南京和天津的总领事，Lionel Giles翟林奈于1900——1940年间在大英博物馆负责管理东方（主要是中国）书籍。 Giles出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之际，Wade已去世两年，牛津大学著名的汉学教授James Legge理雅各也于当年去世，英国的汉学研究正处低谷时期。由于当时英国上下对中国文化的忽视和无知，汉学尚未形成气候，Giles在剑桥既没有专业上的同事，也没有助手，30年间跟他读中文学位的学生也只有寥寥数人。另外一些大学也有几位汉学教授，Giles对他们似乎颇为不屑。例如，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任职的Edward Harper Paiker庄延龄常有著译出版，Giles总是要指出其中的错误或不妥的地方，两人笔战频频；伦敦皇家学院任职的Water Caine Hillier禧在明出版了两卷本的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ow to Learn it（《中文学习指南》1907），立刻遭到他的猛烈抨击；牛津大学接替Legge的Thomas Lowndes Bullock布勒克，除了在刊物上发表几篇文章及编过一册Progressive Exercises in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汉语书面语渐进练习》1902）外，只是埋头教学，不愿著书立说，据说就是畏惧Giles的批评。这些不能仅仅看成是同行相轻，Giles对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同行还是十分敬重的，如Legge及执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Friedrich Hirth夏德。对自己的作品Giles也要求甚严，所满意的只是两三种而已，1901年作为伦敦出版的Short Histories of the Litertures of the World“世界文学简史”丛书之一的《中国文学史》，恰好在其中。 二 Giles的《中国文学史》原书32开本，448页，按朝代分八卷，每卷又分数章，分别介绍那个时期的经典、诗歌、戏剧、小说、散文、杂著等。第一卷封建时代，从公元前600年到前200年，主要介绍五经、四书、诸子和楚辞；第二卷汉代，从公元前200年，主要介绍秦汉时期的诗文、历史著作及佛教经典的翻译；第三卷小朝代（即魏晋南北朝），从公元200年到600年，主要介绍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陶潜、鲍照等人及一些研究典籍的学者；第四卷唐代，从公元600年到900年，介绍了从王勃到司空图之间的主要诗人，以及儒家经典研究、古文运动等；第五卷宋代，从公元900年到1200年，主要介绍历史学家、理学家、诗人，以及《广韵》、《集韵》、《太平御览》、《文献通考》，还有星象、植物、医药方面所谓的“百科全书”；第六卷蒙古朝代（即元代），从公元1200年到1368年，主要介绍文天祥及其后的一些诗人，《赵氏孤儿》、《西厢记》等戏剧，《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第七卷明代，从公元1368年到1644年，主要介绍宋濂之后的一些诗人，《金瓶梅》、《今古奇观》等小说，《琵琶记》等戏剧，以及《永乐大典》、《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第八卷满族朝代（即清代）从1644年到1900年，主要介绍《聊斋志异》和《红楼梦》，还有《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工具书，《日知录》、《皇清经解》等学术书，《小仓山房尺牍》、《花镜》、《感应篇》、《玉历钞传》等杂书，以及晚清的《申报》和翻译的《天路历程》、《教育论》、《基督山伯爵》、《伊索寓言》，最后还谈到中国传统中的幽默问题。 这是一部读物型的文学史，而非讲义型或论著型。全书以内容概述和作品译介为主，偶尔引用一点前人的评论，很少发挥什么高见，只是尽可能地引导读者去亲近原作。书中选录的各类作品，除四书五经用了Legge的The Chinese Classics（《中国经典》）中的译文外，都是出自Giles本人的手笔。 用今天的学术水准来估量，这部文学史体制简陋、选材不当、判断有误的地方一定有不少，可从西方对中国认识的进程看，对中国文学有如此全面、系统的知识，并以当时刚刚盛行的文学史形成予以介绍，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得到充分肯定。在此之前，西方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和评论，只是个别人物对偶尔接能的个别作品感兴趣而已。那些诗、戏剧或小说在整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都不清楚，赞美也好，批评也好，完全是一种主观的好恶，误读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这种状况即使在汉学较为发达的今天也普遍存在，或许是跨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的错位吧？而Giles当年以一己之力，本着求真的态度，完成了对中国文学历史的全景描绘，仅凭这一点也可谓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