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习惯于将文艺美学研究领域的沉寂归因于实用主义或拜金主义肆虐。其实，在西学东渐的驳杂观点面前，学科内部缺乏驭繁就简推陈出新的整合能力可能是更深层次的原因。人本主义美学观使我们知道了文艺除了是政治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以外，同时还是历史的存在、文化的存在。特别是后者，曾经使我们的文艺界掀起了持久不衰的“文化热”。科学主义美学观则使我们骤然拥有了认识和剖析文艺作品这种客观之“物”的众多新视角与手段。认知角度的多元化与学科分野的细化固然推动了学科发展，但思维方向单一地指向多元与细化，却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学科研究新的自闭与僵化。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一种思维从宏观整合的相反方向冲击这个平静安宁的领域了。曾永成教授的新著《文艺生态学引论》正是一本这样的书。该书受马克思“自然向人生成”思想启示，从文艺与人类及世界的生态关联着眼，以一种生态世界观或哲学观看文艺，在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与观点背后发现一种统一的内在秩序，从而实现了对长期困扰人类理性的人本主义美学与科学主义美学分裂与对峙的整合。 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严重矛盾与深刻危机，已经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调整原有的思维方式，努力拓展视野，并以新的世界观来认识人的位置、人的活动、人的前途了。具有宏阔视野、涵盖了多门学科的“人本生态主义”即是这样一种思维。诚如曾永成教授所概括，这种“人本生态观”“早已突破原有的生物学和自然科学的疆界，扩展到了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深入到精神圈的层次，把人类生活的整个物质的和精神的、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环境，视为一个网络状的生态场，其广袤度趋向整个宇宙。”而人作为宇宙和世界的生态性生成物，也不再被看成仅仅是自我意志和主体性的载体和产物，而是世界生态系统中关联诸多因素的一个类，人类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文化困境、生态灾难，归根到底都缘于人类在生成过程中的人性危机。人类要在宇宙中自然中很好地生存，真正的“类关怀”只能是调整自己，使自己与自然（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和谐统一，从自然与自然规律中汲取生态智慧，把自然看作不仅仅是自己的母体和家园，更是自己永远的导师和指引方向的北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手稿》中说自己的学说是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并把共产主义视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曾永成称要以此书“为自然主义张目”，“用自然主义把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统一起来”，其旨意也是要彰明马克思思想的前瞻性和弘扬马克思思想的现代意义。 在曾永成看来，文艺的审美活动本来就是与人的生命同根同源同体而在的生态性存在。人类的审美活动，就其终极性根源而言，乃是基于人类生命本性的自然需要，是人类生存必需的一种自我生态调节。这种自我生态调节与动物的“原美感”是同源的，都是通过“节律感应”与外界交换能量信息而达到内在节律与外在节律的和谐平衡，优化生存质量。当然，两者在内涵上有着重大差别，人类的“节律感应”是通过具有生命意味的节律形式感悟生命的意义。这种感应把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转化为人类的内在生命体验，从而达到对自己生命的肯定和真实持有。因此，审美应是人类生命存在和生成的本原性因素，是人类生命品质和水平的直接表征。“人类为什么会有文艺？”这并非是一个来自意识形态层面的形而上问题，而是一个直逼人类生命本性的终极性提问。人类要优化与提升自己生存、享受、发展的生态条件，就必然会在实践中创造出专门化的审美对象。艺术和艺术活动乃是人类肯定和表征自我本质的一种特殊的生命活动。 以文艺的生态本性为理论核心，曾永成建立了自己的文艺生态学理论构架。他给出的一套文艺生态学观念，如含有生气、生机、生命、生殖之意的“生”的观念，含有和平、和善、和谐之意的“和”的观念，含有合作、合谋、综合、融合之意的“合”的观念，含有进取、进化、进步之意的“进”的观念，以及对与之对应的“生态气象美”、“生态秩序美”、“生态功能美”三种生态美形态的概括，都合理地汲取了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中的生命观念，切合文艺的本体特征，能准确揭示文艺与人类生态真实而微妙的关系。他给出的一套文艺生态学范畴，如总体性的文艺生态场范畴，作为子系统的文艺主体生态系统范畴、文艺本体生态系统范畴、文艺功能生态系统范畴，以及文艺生态资源、文艺生态结构、文艺生态位等范畴，作为其理论构架的“网”上之“结”，也都达到了艺术哲学与生态学的自然融合，能恰切地表达其文艺生态观念。而作为整个构架理论基石的“节律感应”概念，其学理内涵的阐发相当深入有力，起到了贯联各理论板块的枢纽作用。在该理论构架中，曾永成对文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列专章加以论述。在他看来，自然生态原是生态学的本义所在，并为人本生态观提供了深厚的智慧源泉和学理参照。在自然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关系人类前途和命运的严重问题的今天，研究和彰明文艺与自然生态的天缘，深入广泛地开掘自然生态的精神信息和审美资源，对于培育人类具有生态文明特征的生命精神，优化人类的生活方式，促进人类的人性生成，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他钩沉梳理了中国古代诗学中“师法自然”的艺术精神，并给予了生态学的现代阐释；他分析比较了西方诗学中“自然主义”和“回归自然”思潮的生态学意义，并以自己的人本生态观给予了新的评价；他归纳论证了自然作为人的母体和家园对养护人性和谐生成发生的多方面作用，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自己的理论构架中孜孜矻矻作学理探究的同时，并未忘记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贴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艺”一章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态性质与人性生成的互动关系所作的深入探讨，体现了一个严肃的学者对社会责任的承当及可贵的热忱。作者指出，中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乃是经济活动从长期的政治化运作方式向经济活动自身的生态本性复归。植根于自然必然性和人类本性的经济活动乃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命活动。人的解放须以经济的解放为前提，在人的本质的生成过程中，必须由经市场经济过程才可能走向全面发展的真正自由的人，使人应有的“类本质”真正成为人性的现实。人由于市场竞争，个体潜能得到充分激发，社会关系得到充分发展和相应调节，人性的发展和跃升才成为可能。文艺的生态性质所内涵的生命享受和人性生成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得到充分展开，但生命享受一面极易泛化为娱乐化乃至感性化的生命狂欢。这种狂欢，既是大众身心的解放，又是金钱势力的凯旋，既是人性生命内涵的激活，又伴随着人性的轻化与堕落。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的生态优化必然包含并趋于强化文艺的批判功能，以敞亮对人性生成目标的遮蔽、模糊和忘却，达到生命享受和人性生成的和谐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