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矢方鼎铭文考释

      2000年底至2001年初，在晋侯墓地发掘清理的114号晋侯墓中出土1件方鼎(M114:217)（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见《文物》本期。），已碎为数十块。从初步拼合可知，为直口、立耳、浅腹、平底、四柱足。口长18.5、宽16.5、腹深约11.2、通高27厘米。腹部饰云雷纹衬底的兽面纹，有扉棱，耳之外侧饰两道平行倒U形凹纹，四柱足饰云纹和蕉叶纹，形制、纹饰与德方鼎（注：郭沫若《由周初四德器的考释谈到殷代已在进行文字简化》，《文物》1959年第7期。）颇类似。时代可早至西周成王时期。鼎腹内壁一侧铸有铭文8行48字，兹隶定如下：

      隹（唯）十又四月，王

      

       　车、马、贝卅朋。敢

      对王休，用乍（作）宝

      彝，其万

      年扬王光厥士。

      “十又四月”，以往见于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铜器铭文（注：常玉芝《殷周历法研究》第二章第二节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图26，录190考176著录之鄀公言鼎铭文中之“十又四月”，郭沫若疑摹画有误。）。如《甲骨文合集》21897：“□□周初年仍和商代一样流行年终置闰，其历法水平不比商代晚期进步多少。

      ，俱为祭名。字甲骨文习见，亦见戊寅鼎和麥尊（注：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上·卷三·三十七·三；又同[3]郭沫若《图录》页二○，《考释》页四○。），唐兰先生在《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注：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辑，1980年；又见《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一文中，对阮元、罗振玉诸家考释一一辨正，认为既非阮元所释“酎”字，又非罗振玉所释“酒”字，而是“”字，“”从彡声，就是彡字的繁文，、肜的本字。卜辞“肜日”的“肜”字都只作彡，“”乃《尔雅》、《白虎通义》等所谓“又祭”、“复祭”之意。，见于商代甲骨文，疑即甲骨、金文常见的“册”字。甲骨文又有从册的“”，或释“”。《说文》：“册，符命也。”“，告也。”余意册加“示”旁，乃以简册告神也。在宗周”（注：同[4]罗振玉书，上·卷三·五十·二～三。），盂爵铭“隹（唯）王初于成周”（注：同[4]罗振玉书，下卷十六·四十一·三。），叔卣铭“隹（唯）王于宗周”（注：同[3]郭沫若《图录》二六○，《考释》一四七。），杜伯盨铭“用寿匄永令（命）”（注：同[4]罗振玉书，中卷十·四十·三～四十三·一。）等。，见于令彝铭“明公锡亢师鬯金小牛，（注：同[3]郭沫若《图录》，页二～三；又《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页五～一○。）；郭沫若云“当是祭享之意”（注：郭沫若《令彝令簋与其他诸器物之综合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61年。）；……”（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窥其文意，当为举行某种祭祀活动之专名。

      “殷”又见于卣（注：同[4]罗振玉书，中卷十三·三十九·二～三。）、傳卣（注：同[4]罗振玉书，中卷八·五十二·一。）等器。卣“隹（唯）明保殷成周年”，傳卣“命师田父殷成周年”。“殷”字或作“”臣辰卣、臣辰盉“于成周”，“殷”字即作“”。郭沫若云“当是殷之繁文”（注：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三二。）。关于“殷”之本意，《说文》云：“殷，作乐之盛称殷，……易曰殷薦之上帝。”郭沫若云“殷殆殷、殷同之意。殷见之礼乃大会内外臣工之意”（注：郭沫若《令彝令簋与其他诸器物之综合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61年。）。唐兰说同郭沫若，认为卣之“明保殷成周年”乃指明保到成周去殷见卿事以下和诸侯（注：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辑，1980年；又见《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此字由上下文意揣度，或与赏赐意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