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71.3;H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1)04-0060-12 一、商代文字的远源、近源和商代文字来源的缺失环节问题 汉字发展到商代文字（包括商代的甲骨文、金文、陶文、石文等），已经成为较为成熟的文字体系。此后各个时代的汉字都是由商代文字发展而来的。因此，汉字的起源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商代文字的来源问题。 许多学者认为，商代文字起源于象形程度不高的原始文化符号，笔者也赞同这个观点。但这不等于说距今约八千年的大地湾文化彩陶上的绘写符号、贾湖遗址出土器物上的刻符、距今六千年以上的仰韶文化彩陶刻符等等，是商代文字的直接来源。这些原始文化符号，与商代甲骨文、金文，从形体上比较，有较大的差异，象形的程度很低。但认为这些原始文化符号是商代文字的远源则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大地湾文化、贾湖遗址所处的裴李岗文化以及仰韶文化等黄河中上游的原始文化，都是孕育中国文明的文化，而商文明是远承这些文化发展而来的。如果我们承认商文明是远承黄河中上游原始文化发展而来的，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否认商代文字也远承了作为这些原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符号。当然，商代文字远承这些原始文化符号并不是原样照搬。所谓远承是指文化发展的一脉相承，是渐进式地发展演变的。商代文字与其远源的形体差异，是发展演变的结果。 我们说明了商代文字的远源，并不等于说我们已经证明了商代文字起源于中国本土。由于远源的原始文化符号与商代文字相较，它们的形体还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找不到商代文字的近源，如果我们即使找到了商代文字的近源，却不能证明远源与近源的关系，我们还是不能最终证明商代文字起源于中国本土。近年来，日本学者在日本岛发现了石器时代刻在岩石上的“各种符号和文字”，其数量已达500个[1]（85-86页）。如果有人说这些岩刻“符号和文字”是日本现在使用的文字的“远源”，就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因为日本文字的来源是汉字，日本的这些岩刻文字符号与汉字并无关系。同样，如果我们仅仅说明商代文字的远源，却不能说明其近源，或不能说明远源与近源的关系，在逻辑上我们存在着犯同样错误的可能。 所谓商代文字的近源，是指距离商代文字年代较近的、形体和结构方式也较接近商代文字的原始文化符号。笔者认为，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溪文化等原始文化的符号是商代文字的近源，这些原始文化符号的形体更接近商代文字，其中有些符号的象形程度已经比较高了。 从原始文化的发展序列与原始文化群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明商代文字的远源与近源是一脉相承的。换句话说，从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刻划符号到早商文化的陶文、刻符等，都是从仰韶文化的符号发展而来的。根据考古学者的论述，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受到仰韶文化强有力的影响，较晚的良渚文化则是受到仰韶文化的间接影响，因为良渚文化的崛起是建立在“用鼎文化”内部的广泛交流的基础之上，而“用鼎文化”则受到仰韶文化的强有力的影响[2]（45页）。由此可以推知，仰韶文化的原始文化符号也随着这种文化影响，直接或间接地传播到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地域。当然，原始文化符号的传播并不仅仅是原有符号的照搬，也包括创造符号的意识。 中原地区不仅影响周边文化，同时也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考古学者认为，中原地区吸收周边文化因素在公元前2500年前就已经开始，这个趋势到公元前2500年以后变得愈发明显。周边文化的文字符号也可能对中原文字系统的形成起过重大作用[2]（46页）。如果说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文字符号是商代文字近源的早期阶段，公元前2500年以后周边文化的文字符号就是商代文字近源的晚期阶段了。在这个阶段，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范围内，丁公遗址、永城王油坊遗址、城子崖下文化层、青岛赵村等都有陶文出土，岳石文化的史家遗址也有陶文出土。在长江中上游龙山文化晚期在湖北罗田庙山岗遗址出土了陶器刻符，四川的三星堆发现了器物刻符，江西吴城商代遗址出土了陶文和刻符。这些遗址的陶文和刻符既受到中原文字的影响，反过来也影响商代文字。在黄河中游，二里头文化的陶文和刻符、早商文化的郑州南关外遗址和藁城台西村遗址的陶文和刻符则更是商代文字的直接来源，是没有疑问的了。 但长期以来，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商代文字的来源存在着缺失环节。究其原因，是由于他们只认定某一地区并且是较晚的原始文化符号是商代文字的来源。如唐兰、裘锡圭以大汶口文化的象形符号为商代文字的来源[3][4]（162-166页），吉德炜又断言良渚文化陶文是商代文字的前身[5]（101页）。而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符号总数不过十多个，远远少于商代文字的数量，自然就会出现缺失环节了。 在笔者看来，商代文字来源的缺失环节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寻找到和填补的。其关键在于仅仅是以某一地区的原始文化为商代文字的来源，还是以原始文化群的文字符号为商代文字的来源。如果我们不仅从中原地区的原始文化符号中寻找商代文字的来源，而是将范围扩大到周边文化中发现的文字符号，那么缺失环节就会大大减少了。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商代文字的近源有400多个文字符号，其中独体象形符号有115个，合体象形符号有29个。近源有38个独体象形符号的形体与商代文字十分接近，其中有22个与作为部首的甲骨文（注：日本学者岛邦男所撰《殷墟卜辞综类》从甲骨文中归纳出164个部首。）形体相近。这22个独体象形字具有较高的能产性，因而具有较大的补足商代文字来源缺失环节的可能性。但商代文字毕竟有近5000个形体，而近源只有400多个文字符号，二者数量相差还较悬殊。我们还可考虑在更大范围内寻找商代文字的来源，以期最大限度地补足商代文字来源的缺失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