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79(2001)02-0005-08 1.0 汉语的动补结构一直是语言学界关注的对象，有关文章甚丰。在历时句法里，人们讨论的焦点是“动词[,1]和动词[,2]”(V[,1]+V[,2])何时变成动补结构。迄今为止，人们用句法条件探讨这一问题的居多。本文试图偏重语义方法讨论同一问题，因为许多语法化的现象是由词的语义变化引起的。V[,2]的语义特征对动补结构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也将讨论V[,1]+O+V[,2]与V[,1]+V[,2]这两种形式的关系，我们初步认为V[,1]+O+V[,2]对动补结构的产生不具有关键的影响，但对汉语的完成体标记词的产生有很大的影响。在5世纪左右，当V[,2]是“完”义动词时，V[,1]+O+V[,2]与V[,1]+V[,2]两种形式互见。当V[,2]是表结果意义的动词时，V[,1]+V[,2]不一定有对应的结构V[,1]+O+V[,2]。 我们参考了前人的研究，也利用了《史记》、《论衡》、《百喻经》、《世说新语》等及其索引。我们无意做动补结构形成的全面的历史考察，只是想证明词义的变化对句法结构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 1.1 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先秦典籍里已有不少双音节动词结构，如“扑灭”（尚书），“剿绝”（尚书）、“战败”（左传）、“望见”（墨子）（注：这些例子见于余健萍先生(1957)的文章。）等等。不少学者认为，这些结构在先秦两汉时是并列结构，还不是动补结构。李平(1987)通过研究《百喻经》和《世说新语》，认为动补结构形成于南北朝初期，理由是V[,1]+O+V[,2]出现在这个时期，V[,2]内动词化了。梅祖麟(1991)继太田辰夫(1958)和志村良治(1974)之后，进一步通过“V杀”与“V死”的句法分布互补到最终合流论证了动补结构形成的时期约在5世纪。但有的学者认为动补结构在汉代就已形成。我们赞成蒋绍愚的意见（注：详见《汉语动结式产生的时代》（第三届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论文）。），动补结构不是全部同时形成的，个别的形成的时间较早一点，如“V为”，确实在汉代就基本形成。如果从大部分动补结构形成的时间看，我们认为确实在5世纪左右。除了前人已指出的几种重要因素（如使动形式的衰微，清浊别义的消失等现象）外，从V[,2]的语义弱化及变化也可以判定动补结构形成的时期。 1.2 我们把《史记》和《论衡》作为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何乐士与程湘清(1992)对这两部著作做了详细的研究，我们参照他们的统计及两部作品的索引，对常见的"V[,1]+V[,2]"进行了比较。下列两组"V[,1]+V[,2]"形式在两部作品中都属于最常见的： 《史记》中的V[,2]：V败、V断、V绝、V灭、V破、V杀、V伤、V死、V得、V定、V取、V为。 《论衡》中的V[,2]：V败、V断、V绝、V灭、V破、V杀、V伤、V死、V得、V定、V取、V为。 在"V[,1]+V[,2]"的组合中，V[,2]的语义特征以“伤残”义为主。何乐士（1992,221页）曾做过这样的推测：“是否动补式是首先从反映战争结果、刑罚、灾难结果等方面发展起来的？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在这两部较有代表性的著作里，意义中性的动词很少出现在V[,2]的位置上，而且频率也不如“伤残”义的动词高。例如《史记》的“成”很少见于V[,2]的位置（只有几例，如《宋世家》：“百谷用成”、司马相如《上林赋》：“累台增成”），大部分都是被副词修饰，如“不成”、“既成”、“未成”等： ①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羽本纪》） ②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李斯列传》） 《论衡》“V成”多了一些，如“凝成”、“定成”、“收成”、“生成”。汉以后，“V成”的例子渐渐地普遍了，请再看几个例子： ③象形者，画成其物，……（许慎《说文解字》） ④经纬天地，作成四诗。（郊祀歌） ⑤凡山林之高，非削成而岖起也。（《潜夫论·慎微》） ⑥肩若削成，腰如约素。（曹植《洛神赋》） ⑦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世说新语·任诞》） ⑧烦恼因缘合成此身，而此五阴，恒以生老病死，无量苦恼搒笞众生。（《百喻经·五人买婢共使作喻》） “V成”有些像“V为”，似乎形成的时间略早于其他的动补结构。因为“V成”中的“成”明显表达的是前一动作的终点阶段，而不是第二个动作的起始阶段，即“成”表达的是一种“结果”义而不是“动作”义。这也许是由于“成”和“为”比起其他动词意义更接近“完成”，动作内涵也不那么具体，更宜于表达一种过程终点的意义。 但在"V[,1]+V[,2]"的组合中，具有“伤残”义的V[,2]占明显优势，仅举几例以便讨论。 ⑨此二子拔刀列断席别坐。（《史记·田叔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