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唐代前后的手写本和少数刻本文献，震动了整个国际学坛。这次发现的文献数量之多，价值之高，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文献的内容，涉及我国11世纪以前（尤其是5世纪至10世纪）的历史、政治、经济、宗教、语言、文学、 科技、社会生活和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其意义是多方面的。此文我们打算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谈谈敦煌文献的价值。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敦煌文献的文字学价值 1.保存了一批失传已久的古代字书 在敦煌写本中发现的字书主要有《字样》残卷、《正名要录》、《时要字样》，以及童蒙识字读物《千字文》、《开蒙要训》等，除《千字文》外均别无传本。下面略作介绍。 （1）《字样》残卷。本卷见于斯388号，卷首残缺，存83行，无书名和作者名，其后为郎知本的《正名要录》。卷中避唐太宗及高宗讳，而不避中宗及玄宗讳，其书写的时代当在唐高宗或武则天之世。本书系依颜师古的《字样》进一步增删考定之作，主要是以《说文》、《字林》为准来辨别正字和异体字，其中包括正、同、通用、相承共用、俗、非等类型。本书的性质与久已失传的唐杜延业的《群书新定字样》颇为近似，很可能就是杜书的残卷。 （2）《正名要录》。本卷接抄于上揭《字样》残卷之后， 字迹相同，当系同一人所抄。书名下题“霍王友兼徐州司马郎知本撰”。郎知本史书无传。《隋书·郎茂传》说“有子知年”，据《旧唐书·郎余令传》，郎知年曾为霍王李元轨友，据此，郎知本、郎知年应系一人，二名当有一误。本书是一本分别古今字形的正俗和辨别音同字异的书，是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字样学著作，包括比较隶定字与通行楷体笔画的异同、刊定正体与俗讹、辨正楷体与别体、定字形、定古今异体字、辨音同义异字六部分。 （3）《时要字样》。凡存三个写卷，即斯6208、斯5731、 斯6117号。斯6208号有两部分，前一部分为分类抄录事物名称的字书残页，后一部分即本书残片，首行题“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下卷第□（三）”，所存皆去声字。斯5731号残卷首为去声字，与斯6208号相衔接，系同一抄卷断裂为二。斯5731号凡存39行，后25行为入声字，入声字前题“时要字样卷下第四”。全书当为两卷，上卷为平声字和上声字，平声为卷上第一，上声为卷上第二；下卷则为去声字和入声字，去声为卷下第三，入声为卷下第四；所谓“时要字样”和“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实系同书异名。这是一种分别同音异义字的字书。如：“逸[,放]佚[,乐]溢[,满，三]。 ”这是指“逸”是放逸之“逸”，“佚”是佚乐之“佚”，“溢”是满溢之“溢”；被注字与注字连读，便是被注字的意义；最后的“三”是表示该组同音字的字数是三个。 （4）《千字文》。 《千字文》系后梁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奉梁武帝之命集王羲之所书千字，按韵编成。敦煌文献中有《千字文》的抄本很多，包括真书、篆书、草书、注本、汉藏对照本和习字本《千字文》，总数达五十余件之多。 （5）《开蒙要训》。凡存15个写卷，其中首尾完整的有伯2487、 2578、3054、3610等卷。本书系童蒙识字读物，自天地、四时、山川、人事谈起，以下详记各类事物的名称。凡348句，每句4字，计1392字。 上述字书，大体可分为两类，《千字文》和《开蒙要训》为一类，均为童蒙识字读物，其不同写本中的异文很多，可供校勘和研究文字学的参考。另一类为字样书，主要是辨别字形及同音字，其中收载唐代前后的异体俗字甚富，对字形的辨别也很细致，许多后世流行的俗字在这些字书中最先得到收录（如《正名要录》收录的怜、床、粮、断等简体字），一些后人不甚了然的俗字在这些字书中有明确的记载，一些大型辞书解释有误的汉字在这些字书中却有正确的辨析，参考价值极大。如《颜氏家训·杂艺》篇记北朝俗字有“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自反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者，其中所举皆为会意俗字，如“百念为忧”指“忧”字俗写作“
”，“更生为苏”指“苏”字俗写作“甦”，等等。但何以“言反为变”、“不用为罢”，人们却不得其解。素以注释详赡著称的王利器先生的《颜氏家训集解》于“言反为变”下阙注，“不用为罢”下则云：“器案：《龙龛手镜》三不部：‘甭，音弃。’与此音别。”（注：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76页注[九]。）遍查其他字典辞书， 也没有相关记载。然试检敦煌写本《正名要录》，其“正行者正体，脚注讹俗”类，“罢”下脚注“甭”，“变”下脚注“
”。这才使人恍然大悟，原来“言反为变”是指“变”字写作“
”，“不用为罢”是指“罢”字写作“甭”（《龙龛手镜》音弃的“甭”则为“弃”的会意俗字，与“不用为罢”的“甭”为同形异音字），也是会意俗字。借助敦煌写本《正名要录》的这一记载，《颜氏家训》的原文便顺适无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