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1263（2001）01—0035—11 汉语的语汇系统，自古至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以单音节占优势的语汇系统让位于多音节，特别是其中的双音节。这是语汇的一种结构性变化。人们在追究这种变化的原因时大多都归因于音系的简化，认为同音字的大量增加影响了交际，于是用组合的办法发展字组，以避免同音的干扰。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不会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音系的简化与语汇系统的演变没有必然的联系。近代北方话的语汇演变可以为此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根据。“北方话的语音面貌在最近几百年里并没有多大变化，可是双音词的增加以近百年为最甚，而且大部分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有关的‘新名词’。 ”（吕叔湘， 1963，21）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语汇演变所反映出来的结构性变化与语言的基础性编码机制的调整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需要联系语言社团的思维方式的变化来考察汉语语汇系统的演变，追溯演变的深层次原因。 一 上下位概念的关系和义场的研究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从什么样的角度去观察现实，进而将现实转化为语言的“码”，这与一种语言的语汇系统的形成和特点有密切的关系。洪堡特（W.Humboldt，1836，70）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 认为“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新洪堡特学派的魏斯格贝尔（L.Weisgerber）把这一论断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语言世界观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并认为这种“主观性”和“片面性”具有巨大的哲学的、语言学的、文化史的意义，甚至还具有美学的意义和法学的意义，因为“假如人类只有一种语言，那么，语言的主观性就会一成不变地固定认识客观现实的途径。语言一多就防止了这种危险：语言多，就等于实现人类语言能力的途径多，它们为人类提供了必要的、多种多样的观察世界的方法。这样一来，为数众多的语言就以其世界观的丰富多样同唯一的一种语言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对立起来，这也就可以防止把某一种认识方法过高地评价为唯一可能的方法”（据兹维金采夫，1962，337）。这就要求我们对不同的语言进行具体的分析， 不能“把某一种认识方法过高地评价为唯一可能的方法”。这一论断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我们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来自印欧语的研究，往往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的结构，把印欧语的理论和方法“过高地评价为唯一可能的方法”。我们同意语言世界观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论断，因而强调语言特点的研究。不同语言的语汇系统具有不同的特点，这是语言世界观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一种反映。我们需要研究这种“主观性”和“片面性”。 语汇系统是由语言基本结构单位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印欧语是词和句。它们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都具有现成性、 离散性和在语言社团中具有心理现实性三个特点（徐通锵， 1998， 1999a，2000）。它们的差异构成语言世界观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基础。将现实转化为语言的“码”，最基本的就是概括地反映某一类现实现象、形成概念的那种结构单位，这在汉语中就是字，在印欧语中就是词。要弄清楚语汇系统所反映的语言世界观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和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语汇系统的演变，就需要透过字义或词义关系的研究去考察语言基础性的编码机制对语汇系统的深刻影响。抓住这一点，我们才能比较有效地把握语汇系统的全局。 字或词，从数量上说，是很庞杂的。要研究一种语言的语汇系统，突出语言世界观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就需要有一种操作的框架，以便把数量上庞杂的结构单位条理化、系统化。这种框架，现在比较有效的恐怕要首推德国语言学家特里尔（J.Trier ）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提出来的义场理论，其主旨是将一批意义上有某种共同特征的词聚集在一起，建立一个语义场，从中分析词义之间的关系。比方说，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叔叔、伯伯……是一组意义上有关系的字和字组，相互都是有某种血缘关系的亲属，因而可以把它们归属在一起，建立一个亲属语义场。同理，红、橙、黄、绿、蓝、靛、紫是光谱上呈现出来的几种颜色，表示这些颜色的结构单位也可以建立一个语义场。语言学家想通过这样的方法把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分为若干个语义场，进而比较“场”中各个结构单位的异同，从中抽象出最小的语义结构成分，称为义素或语义特征，并用这些特征来描写字义的结构。具体的手续以及它的价值和局限可参看徐通锵1999b。 这种分析的方法实际上是逻辑学中概念分析法的一种改进和发展。逻辑学中的概念有上位和下位之别，上位概念的外延宽，内涵窄，而下位概念是外延窄，内涵宽。如以“动物”为上位概念，那“人”就是下位概念，“人”的外延比“动物”窄，而内涵丰富，因为人的很多特征，如会说话、用两条腿走路、会使用工具劳动等等，都不是其它动物所具有的。上、下位概念是相对的，例如“人”相对于“动物”是一个下位概念，但相对于男人、女人或中国人、外国人来说又是一个上位概念。上下位概念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种“下”包含于“上”的层级体系。语言学从上、下位概念的关系中发现它有助于语义和语汇的结构分析，于是就仿效这种分析方法建立起一种相当于上位概念的义场，而把那些属于下位概念的结构单位依次列入义场，使数量庞杂的字或词进入系统的轨道。考察和比较义场的结构，对了解语言世界观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自然是很有帮助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义场的研究止步不前，基本上停留于举例性的分析，如亲属、颜色、度量衡、军衔、动物、植物、某些知识和技能，研究的领域相当狭窄，还无法对整个语汇、语义（特别是其中动作性、性状性的语汇和语义）进行系统性的分析。究其原因，恐怕是由于上下位概念的逻辑关系比较适用于表名物的语汇分析，难以应用于动作和性状，因为名物有比较明确的界限，容易进行上下位概念关系的研究，而动作和性状大多呈连续、模糊的状态（例如什么叫“高”，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不容易进行上下位概念关系的讨论。是不是没有可能进行这种关系的讨论？否！总结汉语语汇研究的传统，可以发现这种关系与汉语的基础性编码机制相联系，如果我们能从中梳理出相应的理论和方法，无疑可以丰富和补正现行的义场理论。《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语言学典籍，对字语的含义都有明确的解释，我们可以从这种解释中发现上下位概念的逻辑关系在汉语的编码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体现出我们祖先认识现实的独特的视角和汉语语汇系统的一些重要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