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词书在给汉字注音的时候，文白异读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请你谈谈普通话里文白异读的情况好吗？ 答：好的。谈普通话的文白异读，首先应该了解它的特点。普通话文白异读的特点是：文白异读的字主要（并非全部）来自中古汉语中部分带有[-k]韵尾的入声字。词书对文白异读的注释和普通话地位的确定、普通话的语音规范联系密切。 问：你讲的很有意思，但抽象一些，能否具体地讲一讲呢？ 答：我想如果联系词书对文白异读的处理，那么这个问题便具体化了。现代词书诞生于20世纪，对文白异读的处理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初，那时注音仍用老式的反切，普通话（当时称国语）的语音标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尚未确定，自然不可能在汉字注音中揭示文白异读的不同，像《中华大字典》便是如此。第二阶段是30年代以后，1932年公布《国语常用字汇》，确定北京话为“国语”的语音标准。入声在词书注音中淡出，这样文白异读在词书中有了反映。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1948年出版的《国音字典》编纂过程很长，它以《国语常用字汇》为注音依据，注意文白异读。1953年出版的《新华字典》的注音体系和《国音字典》是一致的，在文白异读上，较《国音字典》来说更注重口语音。例如“肉”、“轴”、“粥”，《国音字典》把文读rù、zhù、zhù作为第一音，白读ròu、zhóu、zhóu 作为第二音，到《新华字典》则正好相反，把ròu、zhóu、zhóu作为第一音，显示了《新华字典》注重口语音的倾向。第三阶段是以今日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为代表，按《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要求来注音。这里有一个过程。1956年开始了普通话异读词的审音工作，从1957年到1962年阶段性的审音成果以《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的形式先后分三次发表，到1963年合编为《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新华字典》在修订中不断按审音的要求来修改注音。1985年《审音表》正式发表，成为国家的部颁标准。《新华字典》等词书，在注音时均遵从《审音表》的规定。在文白异读方面注音的变化，一是体现了规范的要求，可取消的异读取消之，如肉、轴、粥只取白读音，不取文读音；而学、鹤、跃取文读音xué、hè、 yuè，而不取白读音xiáo、háo、yào。 另一点是体现了科学性的要求，对有些文读、白读要兼存的音，则说明其语用上的不同。有一个42字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文白异读在词书注音上的变化（见附录）。 以上介绍为说明文白异读在注音上的变化，实际上各种词书还有一些不同。如1936年出版的《辞海》，仍用老式的反切注音，取李光地的《音韵阐微》的改良反切。《辞海》在书后附有《国音常用字读音表》，采用《国语常用字汇》的汉字注音，在那里有文白异读的区别。 汉字文白异读注音的改进，是渐进的。 问：我们今日在词书中应如何更好地处理文白异读呢？ 答：在词书编纂工作中，遇到古入声字造成的文白异读的问题，就条论条是不够的，应该从此类文白异读的总体特点去考察处理具体的字音、字义问题。例如“六”，北京读liù，是白读，在“六安”、“六合”中目前字典标lù，表面为地名用字的读音， 实质上是文白异读问题。又如“迫”，在“迫击炮”一词中读pǎi，徐世荣先生说：“济南读迫为[péi]，与[pǎi]音为近，今东北方音更多pǎi音，习读难改。”（注：徐世荣.《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释例.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徐先生的分析没有到位，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迫”读pǎi，是白读音，其相对的文读音为pò。迫为陌韵字， 同此韵的“伯”、“柏”，北京话均有bó／bǎi之不同。 文读与白读的不同，反映在韵母上。可以这样说，文读其韵母为单纯式，白读为复杂式。韵母，如果没有介音，则文读为单元音，白读为复合元音，如黑h è／hēi、薄bó／báo、妯zhú／zhóu、百b ó／bǎi、拍pò／pāi、贼zé／zéi、熟shú／shóu、鹤hè／háo等。如果有介音，文读为二合元音，白读为三合元音（这里将介音算为元音），如学xué／xiáo，觉jué／jiǎo、jiào，削xuē／xiāo， 嚼jué／jiáo、jiào，雀què／qiǎo、qiāo。介音如果不作元音计， 仍属单元音与复合元音的对立上之不同。如果一方有介音，一方无介音，则无介音的一方为文读，有介音的一方为白读。如六lù／liù、 恪kè／què、绿lù／lyù（按，“绿”北京话白读为lǜ与文读lù同属单元音韵母，此处是从历史上说的）。 掌握了以上特点，分析文白异读问题时就能洞晓其由。例如“百色”，《现代汉语词典》旧版“百”注“bó”，新版不再保留。 有人说当地人“百”就读bǎi，“百色”应念“bǎi sè”，似乎《现代汉语词典》以前注“bó”是无根据的。这种说法是缺乏科学性的。 百色话保留入声，“百”读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