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之路 拉波夫的全名为William Labov。他的名字跟社会语言学一样， 举世闻名。拉波夫是社会语言学的创始人，但他并不喜欢“社会语言学”这个名称：“I have resisted the term sociolingistics for manyyears.”（我拒绝社会语言学这个名称已经好几年了。）为什么呢？他说：“since it implies that there can be a successfullinguistic theory or practice which is not social.”（因为它意味着语言学的理论和活动可以存在、可以成功，但却没有社会性。）显然，在拉波夫看来，语言学的任何理论和活动都离不开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天下不存在社会语言学与非社会语言学的区别。可喜的是，数十年来，在拉波夫及其追随者的倡导之下，人们对语言社会性的认识已经取得了共识：不仅研究的对象要以日常话语（speech）为材料，而且要考虑说话人的社会背景，如阶级、地位、性别、年龄、人种、方言、地域、风格……等多种因素。在当代语言学领域，是拉波夫和他的老师文莱奇（Uriel Weinreich ）第一次把“语言的社会性”科学地引入语言学的研究。 拉波夫1927年12月4日出生于新泽西州（New Jersey ）纽约城外的一个小镇上（Rutherford）。上中学的时候，同学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他说：“我动手常输，但动嘴总赢。但无论输赢，我们彼此都是各自生活中的参照体（reference group），长大以后都成了好朋友。 ”1944年，他进入哈佛大学读英语与哲学。有一次，他的哲学导师得知他选了一门化学课，说：“你从哪儿学来的科学崇拜？”数年以后，拉波夫发现自己的确崇拜科学，而且一直没丢。他奇怪的只是：怎么连自己都不知道，导师却知道了呢？大学毕业后，拉波夫连续找了几个动笔写作的工作，又连着丢了。后来，他还是决定把自己的化学知识派上用场，于是在一个小公司里找了一份工作，任务是配制颜料。在那儿，他学会很多颜料的配方，并把合成的颜料使用在不同对象上，如衬衫、瓶子、绸缎等等。他很喜欢这份工作，掌握了各种颜色的配制技巧，并感觉到自己知道怎么做实验研究。他喜欢他的同事，跟他们一起吃饭一起争论。跟印制工人、汽车司机等一起工作和生活，加深了拉波夫对工人阶级的了解和感情，为他后来的社会调查打下了基础。 1961年，拉波夫离开了他的印染公司，重新走进大学课堂。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公司受经济的制约而限制了个人利用自己所有的知识去制作世界上最好产品的能力的发挥。他说：“即使你比竞争对手优越，你也不能把自己的所知形成理论发表出来。”而大学则不然，他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他非常幸运，他的老师文莱奇——这位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系的知名教授，几乎跟他同龄，是一位年轻有为、充满生气的学者。他学风正直，善于保护和支持学生的发明创造力。在哥伦比亚大学，拉波夫以马岛人的语音变异为对象，完成了硕士论文，并且在美国语言学会上宣读，得到好评。他的博士论文是以纽约黑人方言为研究对象，第一次引进了测量变异的统计学、分析语音的声学语音学等现代化手段，从此逐渐扭转了语言学界“重质不重量”的研究方法和风气。 从1964年到1970年，拉波夫在哥伦比亚大学任助教授。这一段时间的研究里，他第一次使用数学上的概率论，计算、分析左右语言行为的内部变异现象。1971年，他转到宾夕法尼亚大学（UPENN）， 任副教授，因为费城是研究语音变化的一个理想的天然“实验室”。自1971年至今，30年来，拉波夫一直在宾大语言学系教书和研究，把宾大的语言学系变成了世界著名的“语言演变”的研究中心。拉波夫不无骄傲地说：“要是你想研究语言的使用， 要想测量研究的对象， 那么就到宾大跟Sankoff、Kroch、Prince和Labov来学好了。” 中国人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拉波夫可谓这样的一位西方学者。一次，一个14岁的少年问他做什么工作，没等拉波夫讲完，孩子说：“干脆说，你的工作就是到世界各地，想跟谁说话就跟谁说话，是吧？”拉波夫说：“对！”小孩说：“我也要干这个。” 拉波夫是一位举世闻名、贡献卓著的语言学大师。然而，要全面介绍这样一位大师的学术成就，远非一篇短文所能完成。下面，笔者只能据自己跟拉波夫读书的体会，扼要地谈一谈我所理解的拉波夫在治学方法和学术研究中的一些特点。 一 迎难而上，出奇制胜 拉波夫治学的一大特点就是他能够在一般认为不可能的难题上出奇制胜，获得成功。我们知道，布龙菲尔德等老一代语言学家早就预言：人们日常话语中存在变异，但这些变异只可感知而无法捕捉。然而，拉波夫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实验语音的帮助，不仅辑录了大量的口语变异的第一手材料（宾夕法尼亚大学语言学系的语音实验室是世界最大的、辑有世界最丰富的口语材料），而且将不同的语言特点展现得清清楚楚。这显然是上一代语言学家所不能想象的。当然，有人会说，那时还没有计算机一类现代化工具。然而，现代化工具，只可以帮我们做，不能帮我们想。它可以把一个人的话语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并化为图像，但是，它不能告诉我们哪些话属于哪些场合、哪些是正式的哪些是随便的。人们的话语随场合的不同而不同（包括风格、社团、家庭、社会、地位等等），这并不稀奇也不难理解。难就难在如何让说话的人下意识地说出你让他说的话。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得不到说话者最自然最真实的话语，那么一切结果都不可靠。然而，这里有一个内在矛盾难以解决：一旦让人说你要的话，说出来的就不再是他下意识的话；相反，人们下意识的话，未必是你要的话。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能否解决这个矛盾？这是社会语言学最初面临的一个致命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就如沙上建塔，顷刻便倒。作为创始人，拉波夫自然当仁不让，同时也责无旁贷。而解决这个问题，则表现出他极大的创造力。首先，拉波夫观察到：在纽约黑人社团里，一般人都不发词尾后的“-r”音（如“four、car”等），只有在正式场合， 他们才跟白人一样带上“-r”音。问题是如何在观察者的控制之下得到这种不同场合下的变异材料。拉波夫举重若轻、出奇制胜的本领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表现。这就是他著名的“纽约百货商场-R”的调查案例。他首先选定一个百货商场并得知在四楼卖鞋，然后他到一楼问一个黑人售货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