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93 （2001）01—0063—05 一、当代汉语词源研究的两个学术渊源 当代汉语词源研究，是从两个学术源头发展起来的：一个是基于西方历史语言学的词源学研究；另一个是基于中国训诂学的传统词源学研究。二者的研究任务本来是一样的，但观念和方法均有较大差别。 西方词源学研究在方法上重视活的语言材料，采用方言、亲属语言的比较探讨词的语音演变轨迹，以寻求词的早期语音形式和音义结合的理据。传统词源学则从汉语书面文献出发，以汉字为线索，以古音音系研究的既有成果为工具，采取系联的办法，立足汉语内部词的同源关系，来探讨汉语词的构词理据。从他们工作不同的特点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任务虽然都是要探讨语言中的词在发生时的状态，但西方语源学着眼语音更多一些，传统词源学着眼意义更多一些。之所以有这样的侧重，是由于语言发生久远，人类对词的原初状态的探讨几乎是不可能的，可靠的材料必定是有文字记载的材料。西方的语言学大国多半使用拼音文字，语音信息保留较全面、准确，所以西方语言学家对语音十分敏感。语音不只是保留在拼音文字里，更重要的是保留在活的口语里。亲属语言和方言都是现存的语言，都有口语形式，它们又是源语言分化的结果，它们的共时状态，反映的是源语言不同历史阶段的面貌。建立在这个原理和事实上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把探讨音系演变作为探究词源的手段，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汉语的相应文字是汉字，汉字是表意文字，保留意义信息比声音信息要准确得多，所以，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自古对意义就十分重视。汉字的表音机制极不完善，但是，在周秦时代，汉语词汇的分化是伴随着形声造字的。表意汉字能够让人们直接感受到的是意义。传统训诂学对意义问题和形体问题的重视自然也很有道理。其实，这两种不同方法的侧重并不意味着西方不重视意义、中国不重视语音。研究词源问题必须语音与词义并重，这一点恐怕东西方没有区别。二者的区别只是取材的着眼点和由哪里起步的问题。 正因为两个学术渊源在对基本原理的认识上并无对立，因此，当代的两个渊源在学术上是完全可以相互影响、互相充实的。但由于学术史上的一些原因，两种学术渊源至今没有相互吸收。不是大家不想把二者结合起来，而是由于所受的教育不同，大家的知识结构都有不足。从学者们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就可以知道他们更偏重于接受哪个学术渊源的影响。明白这两个学术渊源是很重要的，当代汉语词源研究中的许多分歧，都与两个学术渊源并存有关。不明白这一点，便难以吸收两个学术渊源的优点，寻找适合汉语实际的方法，建立起真正科学的汉语词源学。 二、汉语词源研究中的音义关系问题 词的同源关系以音近为必要条件，判断音近必须运用历史语音学的研究成果。可是，判断同源词的音近关系谈何容易！ 第一，“音近”是一个模糊概念，什么叫“近”，近到什么程度可以列入同源探讨的范围，都难以定出一个标准。传统词源学的大家们定了一些条例，诸如“旁转”、“对转”、“同纽”、“同类”……不一而足，可一旦操作起来，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不可避免“无所不转”。 第二，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特别是古音构拟，都带有一定的“假说”性质，有些结论属于难以证实又难以证伪的疑案，这就必然影响“音近”的判定。 第三，同源孳生呈网络状，既多层，又多向，演变层次越多，轨迹越长，距离越远。如分化孳乳，声音肯定是近的，但把漫长岁月的多层次演变的头尾衔接起来，还能保证音近吗？ 第四，个别词音变化的原因含偶然因素，任何条例都难以穷尽概括。也就是说，都有例外。 基于以上四个原因，纯粹用音系研究的成果来判断音近，又用语音为纲来进行同源系联，免不了滥与漏并存。为此，词源研究必须关注另一个条件，即义通的条件。意义的内在性、个体化给人们带来一种错觉，认为它无规律可寻，所以有些研究者不但不把它作为系联同源词的纲，连纬都不予考虑。的确，义通规律由于意义研究的薄弱、演变轨迹的难以把握、偶然因素的存在，比音近更容易有例外，探讨起来更容易带随意性。但它有规律可寻是不能否认的。避免随意性的出路在于音近和义通两个条件并重，两个条件互相制约，两维交叉。 在词源研究中，义通的探讨有不少误区，影响系联准确性的有两点：一是把汉字的造字理据与汉语的造词理据混同；另一个是把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混同。造词理据、词源意义，传统词源学又称“意义特点”，它带有具象性，居于义素这个层次上，是与词汇意义不同的概念。 吸取传统词源学义通研究的成果，将传统词源学已有的理论阐发清楚，同时将其经验升为理论，是使汉语词源学研究方法科学化的关键。 三、汉语词源问题的历史时代特征 汉语词汇的积累大约经历过三个阶段，即原生阶段、派生阶段与合成阶段。这三个阶段之间没有绝然分清的界限，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各以一种造词方式为主要方式。 汉语和世界其他任何一种语言一样，有过一段为时很长的原生造词时期。这是汉语词汇的原始积累时期。在这段时期里，词汇如何从无到有，呈现什么状态，这是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反复探讨而又难以确证的命题。章太炎先生以为语言最初的发生与人的触受有关；也就是说，原生造词是源于自然之声的揭示。这一说法在某些词上或可得到证实。例如，“蛙”、“鸡”、“鸭”、“鹅”、“鸦”、“猫”、“蟋蟀”等动物是以他们的鸣叫之声来为之命名的；又如，“淋”、“沥”、“流”、“涝”、“潦”等词的词音似与水的滴沥声相关；“软”、“蠕”、“柔”、“茸”等词的声母上古音都为“日”纽，发音时舌面腻黏，似能给人柔软的感觉等等。但是，这些现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理性的必然？在天籁与人语之间存在着哪些规律性的联系？在已被记录下来的亿万词汇中哪些词属于原生造词的根词？由于语言发生的历史过于久远，不要说穷尽性的测查无法进行，就连一定数量的抽样测查和局部语料的归纳都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关于原生造词的理论只能是一种无法验证的假说。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原生词的音义结合不能从语言内部寻找理据，它们遵循的原则即所谓“约定俗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