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危语言研究中定性定位问题的初步思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戴庆厦(1935—),男,福建仙游人,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邓佑玲(1966—),女(土家族),湖北省建始人,中央民族大学期刊社编辑,在职博士生。中央民族大学 学报编辑部 北京 100081

原文出处: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内容提要:

濒危语言研究在我国语言学界已引起了重视。界定濒危语言的指标体系有主有次,当前濒危语言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定性定位和个案调查,要研究原因、思考对策和措施。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01 年 06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1)02—0120—06

      濒危语言研究近年来在我国语言学界已引起了重视。随着西部大开发以及环保、生态、可持续发展等话题的深入,对濒危语言的研究和保护已成为一个逐渐升温的话题。在国外,一些语言学家在大声呼吁,必须重视保护、抢救濒危语言,并出现了一些研究濒危语言的新兴研究机构。但当前关于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定性定位问题,诸如濒危语言研究在语言学学科中的地位,濒危语言研究中的术语、概念应如何确定等问题都急需探讨,这是做好濒危语言研究的基础工作。本文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与同行学者共同商讨。

      一、濒危语言研究是语言学研究的组成部分

      语言的特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自身的结构特点,即语音、语法、语义、词汇等方面的特点。这是构成一种语言的“物质”基础,是语言能成为客观事物的依据。认识语言必须从分析、研究语言的结构特点入手。对语言结构特点的研究,属于共时描写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任务。但是语言还有另一个特点——功能特点,即具体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特点。不同的语言由于制约语言使用的社会因素不同,在社会交际中的功能也不相同。语言结构和语言功能的研究在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上各不相同,二者属于不同的范畴。语言使用功能的研究,主要是社会语言学的任务。

      语言是人类用于表达思想、协调行动、传承文化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其主要的功能是社会交际。但由于语言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使得每种语言在族际交流中,其功能呈现出不一致的差异。从静态上看,语言功能的差异表现为使用人口的多少和使用范围的大小。有的语言使用人口多些,有的少些;有的语言使用范围宽些,有的窄些;有的有书面语,有的没有。在族际关系上,有的语言为别的民族所兼用,成为区域性的或全国性的共通语;而有的语言只在本族内使用,是单一民族的族内交际语言。从动态上来看,每个语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存在着功能消长、升降的变化。有的语言的功能,在总体上或局部上或则扩大、增强,或则缩小、削弱。在功能缩小、削弱的语言中,最甚者会丧失交际功能,成为濒危语言。濒危语言的再衰退,则可能导致语言完全失去交际的作用,不再为人们所使用,最终成为一种消亡的语言。所以说,濒危语言是语言功能变化过程中的一种变异现象,是一种语言走向消亡前的临界状态。

      一种语言从濒危走向消亡,在世界语言演变发展过程中已有不少先例。中国历史上有一些语言曾经被广泛使用过,但后来由于社会变化的原因而逐渐衰退,最后走向消亡。如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西夏语,在西夏王朝(公元1038年—1227年)期间,曾使用于今天的宁夏、甘肃、陕西及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北部等地,与其他地方政权的书面来往也多使用西夏文;曾用西夏文翻译出版了一批汉文典籍,出版了大批文学、法律、军事、历法、医药等图书。公元1227年西夏王朝为蒙古所灭,此后党项人逐渐融入其他民族,其语言也逐渐由濒危而走向消亡。又如属于印欧语系的焉耆—龟兹语(又称吐火罗语),也是一种已经消亡的语言,曾经在我国新疆地区使用过。除了这两种语言之外,现在还能知道的已经消亡的语言有粟特语、于阗语等。至于无文献可考的消亡语言肯定还会有一些。

      目前在中国,某些语言其功能逐渐衰退的趋势仍在持续,处于语言濒危的状态。如土家语。土家族分布在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的武陵山区,共有570多万人口(1990年人口统计), 但目前仍会土家语的大约只有30万人,仅占土家族总人口的6%。 在我们所调查的湖南省永顺县双凤村,在建国前,这个村除少数几位在外的读书人会说汉语外,基本上还是全民使用土家语的单语社会。如今以土家族为主体的聚居村落结构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土家族仍占该村总人口的86%,但这个村40岁以下的土家族基本上没有会说土家语的。一些现在仍保留说土家语的地区,如龙山县的坡脚乡、靛房乡、他砂乡,土家语的使用功能也处于衰退之中。

      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的巨大变化,中国境内的语言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语言的变化中既有语音、语义、词汇、语法结构方面的变化(如旧词的消失,新词的不断产生等),又有语言使用功能的变化。在语言功能的变化中,随着现代传媒的普及,有的语言在现代化建设中使用范围有所扩大,使用功能有所加强,但也有一些语言,其功能有所衰退,语言转用的现象有所增多,甚至出现濒危的趋势。但不管是功能的增强还是衰退,都是语言随着民族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民族、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

      语言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认识语言的构造、功能及其演变规律,因此濒危语言研究也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濒危语言,在理论上有助于认识人类语言演变的规律,特别是语言功能变化的规律。更重要的是,濒危语言的研究还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由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所以,研究濒危语言对解决语言功能衰退的民族如何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如何开展语文教育、如何保存和传承民族文化等,都能提供必要的依据。

      既然语言濒危状态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语言演变中的一种客观的现象,语言学工作者就要研究它,理智地认识其性质及其演变的规律,并根据理性认识确定既符合语言演变规律,又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对策。濒危语言研究当前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原因主要是认识问题。因为有的人把语言濒危与民族消亡联系在一起,以为语言濒危就意味着民族消亡,因此认为,濒危语言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不宜公开讨论,以免伤害民族感情。实际上,语言濒危与民族消亡是既有联系,又不能等同的。历史上有些民族的语言消亡了,但民族仍然存在;有些少数民族虽不使用自己的语言,但仍保持民族的独特性。如中国的回族,虽然他们都转用汉语,但仍然作为一个特色鲜明的民族存在。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即民族消亡了,民族的语言也随之消亡。如西夏王朝的党项族等。我们认为,对语言濒危的现象应该正视它,研究它,并理智地对待它,这才是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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