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有关明清时期汉语共同语的讨论 明清时期汉语口语共同语的标准音系，传统观点认为是北京音。王力（1957）说：“自从1153年金迁都燕京（即今北京）以来，到今天已有八百多年，除了明太祖建都南京和国民党迁都南京共五十多年以外，都是以北京为首都的。这六百多年的政治影响，就决定了民族共同语的基础。”对这种说法，1980年以来，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如李新魁（1980）认为，“口语的标准音就一直以中原地区的河洛语音（一般称之为“中州音”）为标准。……到了清代中叶以后，逐渐有人推崇北京音的地位，提出当以北京音为正音”；鲁国尧（1985）依据利玛窦《中国札记》的记载，以比较慎重的语气提出：“南京话在明代占据一个颇为重要的地位，或许即为官话的基础方言”，后来在1994年增加的“后记”里又指出，在明治九年（1876年）以前的日本汉语教育最重视南京话，并认为“这一史实也有力地证明了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304页）另外杨福绵（1995 ）也主张“明末清初的官话基础方言是当时的南京方言”。（69页）高田时雄（1997）、古屋昭弘（1998）等参考多种材料证实了明清传教士的观念里“南京话”（注：古屋（1998）指出，传教士所谓“南京省”指南直隶，其范围相当于安徽、江苏。）代表汉语。总之，关于明清时期汉语共同语的基础，目前存在（1）北京音、（2）中州音、（3）南京音三种学说。 从永乐十九年（1421年）以来，明清两代的首都一直在北京。倘若在这四五百年间，北方音没有能够取代南京音的地位，似乎不很自然。 吕坤（1536－1618）《交泰韵·凡例》（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说：“万历中，余侍玉墀，见对仗奏读，天语传宣，皆中原雅音”，（云南图书馆重校刊《吕子全书》本）说明至迟在万历年间，“中原雅音”享有朝廷标准语音的地位。朝鲜李朝《世宗实录》卷六十二页二十六，世宗十五年（即明宣德八年，1433年）十二月壬戌条说：“予欲遣此子弟于义州，使之来往辽东，传习汉语何如？佥曰：辽东乃中国一方，语音不正。臣等以为前所选子弟使之仍仕司译院，常习汉音诸书，每于本国使臣赴京时，并差入送，如此循环不已，则汉音自然通晓”，朝鲜诸臣认为辽东“语音不正”，建议让通事子弟随同使节赴北京学习汉语。 赵元任曾指出，“规定音位的（如果不是语音的）发音标准的最初尝试，其成果体现在1919年的官方字典《国音字典》里……在此之前中国历代朝廷并没有正式给标准口语下过定义”。（Chao，1961，叶蜚声译文）既然如此，最能看出官方语音规范的根据，可能就是朝廷仪礼中使用何种汉语。本文试据《大清实录》、《学政全书》、《礼部则例》、《科场条例》等清代政书，考定清代朝廷对汉语语音规范的意识。 2 清朝宗室、旗人的汉语 讨论清代官话的性质，旗人汉语的方言基础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注：关于清朝乾隆年间以前的满汉翻译等语言问题，宫崎市定（1947）作过详细的研究。）太祖努尔哈赤（1616－1626）跟通汉语的朝鲜俘虏谈话时全靠汉语翻译，（注：藤本幸夫（1994）指出，清朝在努尔哈赤时期很缺乏能操汉语的通事，朝鲜方面的清语通事也很少，双方沟通起来很不方便。但到清太宗时代，在沈阳接应朝鲜质子的清朝官员里汉人占多数。）当时满官里面懂汉语的人也极少。而到太宗皇太极（1626-1643）时期，情况有所变化，清廷的汉官已占较高的比例， 这些汉官往往具有使用满汉双语的能力（藤本幸夫，1994）。刘献廷（1648-1695）《广阳杂记》卷一提到“大兄云：满洲掳去汉人子女， 年幼者，习满语纯熟，与真女直无别。至老年，乡音渐出矣。虽操满语，其音则土，百不遗一云”，（中华书局，1957年，32页）这些汉人被俘的年代应该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攻陷抚顺、清河之后。因此可以推断：满人开始大量吸收汉语词汇的年代也应该在这个时候，满洲汉字借音的基础应该是辽宁一带的官话。（注：山崎雅人（1990）指出，满洲汉语音在17世纪前期形成，其音系特点跟现代北京音十分接近，个别字音跟现代东北方言或者现代山东方言相似。）据藤本幸夫（1994）所引天聪七年（1633年）宁完我《请变通大明会典六部通大明会典六部通事奏》，太宗和汉官谈话时需要通过汉语翻译。到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入关前后不久，还不是所有的满人文武官员都精通汉语、汉文。顺治皇帝“习汉文，晓汉语”（《顺治实录》卷十五页六），顺治十三年二月丙子有“吏科给事中王启祚奏言，皇上博览群书，内院诸臣翻译不给”（《顺治实录》卷九十八页二十）的记载，可见顺治帝阅读汉文典籍主要依靠满文的翻译。 满人的汉语水平在康熙年间得到了显著提高。康熙帝顺治十一年（1654年）出生于北京，自述“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康熙实录》卷一百十七页十九，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乙丑条）。 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康熙帝传》也说， “他写得一手漂亮的满文和汉文，而且比朝廷中任何大臣都能更好地讲这两种语言”（马绪祥译，219页），当时满语在宫廷里广泛使用， “我们四个住在北京的传教士，有幸被皇帝召去为他讲解欧洲科学，有的用汉语讲，有的用满语讲，因为满文比汉文更容易，更清楚”（马译，222页）， 并且“皇子们都能流利地讲满语和汉语”（马译，241页）， 后来就有“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寅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50页）的规矩。康熙十年（1671年）正月己丑条有上谕：“各部院及各省将军衙门通事，原因满官不晓汉语，欲令传达而设。今各满洲官员既谙汉语，嗣后内而部院，外而各省将军衙门通事，悉罢之。”（《康熙实录》卷三十五页五至六）可以看出，到17世纪后期，宗室、满官都会使用满汉双语——当时满人社会使用的汉语，应该是辽东、幽燕一带的官话，相当于现代“北京官话区以北京市为起点，从西向东，范围逐步扩大，形成西南狭窄，东北宽阔的喇叭形区域，包括河北省东北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三省的绝大部分”。（林焘，1987b，167页）（注：笔者很赞同林焘（1987a ）所说“在旗汉人中的大多数原来都是居住在东北的汉族人，他们所说的汉语方言就成为八旗的通用语言”的观点，但不同意“到清入关前，满族人之间一般也都以汉语对话”等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