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的音韵学与历史语言学

作 者:

作者简介:
唐作藩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语文研究

内容提要:

文章通过对江永的三部音韵学著作(即《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音韵辨微》)的研究辨析,列举大量的具体例证,说明二百多年前清代音韵学家江永已具有现代历史语言学的理论思想(包括历史比较语言学、词汇扩散理论),因而值得重视。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01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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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79 (2001)01—0001—05

      历史语言学是现代研究语言历史发展的学科,它研究语言发展的理论、方法,探讨语言发展的规律,属现代普通语言学范畴。而历史语言学的一般理论原则、方法,又是在研究个别具体语言的历史(如英语史、汉语史、法语史、俄语史等等)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新的具体语言历史的研究成果,可以不断充实改进历史语言学;反过来,历史语言学对具体语言历史研究也起着指导和促进作用。

      历史语言学,主要是或首先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始建于19世纪前期。欧洲语言学家(代表人物如拉斯克P·Rask、格里木J·Grimm 和施莱赫尔A·Schleicher以及后来的梅耶A·Meillet 等)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探讨语音的变化规律和对应关系,确定语言亲属关系,构拟或重建原始印欧共同语。后来,高本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白保罗、王力、陆志韦,董同龢等中外学者又将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运用到古汉语音韵学和汉藏语系的研究上,也取得许多成果(虽然意见仍很分歧),并使汉语音韵学发展为语音史的研究,成为历史语言学关注的内容。

      20世纪初,中外学者又根据语言系统学和新的结构主义理论,运用结构分析方法去研究语言的历史,即从语言共时的分析中去探求历时的变化,重建远古的或原始的语言结构(如上古汉语音韵系统),这就是内部拟测法。这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新发展。

      到20世纪60年代,美籍华裔语言学家王士元等针对历史比较法的局限性(指将语言的变化看得比较简单,只注意它的分化,忽略了语言发展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无视语言或方言之间的影响),根据正在兴起的社会语言学和方言地理学,提出了“词汇扩散理论”。与传统历史比较语言学者关于“词汇发展是突变的、语音变化是渐变的”看法相反,认为“语音变化是突变的,而这种音变在词汇中的扩散是渐变的”。因此词汇扩散的音变又称为离散式音变。这个理论越来越得到检验,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和确认。比如说,它对研究汉语语音发展史和汉语方言的语音演变就颇有作用。

      80年代初以来,北京大学中文系徐通锵教授通过对汉语方言中的文白异读现象的分析研究,又提出一种“叠置式音变”的理论,作为历史比较法和词汇扩散理论的补充与发展,也开始为历史语言学者所关注。

      从以上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历史语言学最初是由欧洲的语言学家建立,是以十八九世纪的印欧语系语言的研究为基础的;而在20世纪,汉语研究在这门学科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可以预期,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随着中国语言学与国际语言学的全面接轨,汉语研究在普通语言学中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

      我们认为,要充分发挥汉语研究的独特长处,使之对普通语言学的发展起重要推动作用,除了当代学者自身努力,还应该从中国的传统语言学中寻找源泉。中国的语言学有两千多年历史,源远流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留下了大量著作。虽然一般人认为传统语文学的长处在于实证性的考据,缺少思辩性的理论升华,但若真正进入这座学术宝库,会发现古人的学问决不限于单纯的具体考据,他们有许多规律性或理论性的总结概括,其中有极具科学价值的光辉思想。只不过由于传统治学方法的局限,他们提出的规律、理论,都分散在大量的材料实证之间。我们如果把这些理论内容加以梳理、发掘,其学术意义将是十分可观的。

      本文试以清代著名学者江永的音韵学说为对象,揭示评析其中有关历史语音学的内容。读者可以看到,江永的许多学说与现代历史语言学的理论非常吻合,甚至可以说尽占先机。

      江永(1681—1762)是继顾炎武之后清代一位杰出的大学问家。他精通天文、数学、乐律和经学,尤长“三礼”。在音韵学方面著有《四声切韵表》、《古韵标准》和《音学辨微》,对传统音韵学中的今音学、古音学和等韵学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提出不少创见,获得许多成绩。例如他分古韵舒声(平、上、去)十三部和入声八部,把古韵研究推进一大步;他列了第一份“切字母位用字”(即《广韵》反切上字表),在陈澧(1810—1882)一个多世纪之前就指出“照穿床审四位之二等三等不相假也”、“喻母三等四等亦必有别”(《四声切韵表·凡例》末条及书末所附之表);在钱大昕(1728—1804)半个世纪之前就指出“重唇三、四等不可混”(同上),“福服,今音轻唇,古音重唇,如职韵之愎逼也”(同上,“凡例”34条)。

      又如江永关于“等呼”的解释,既简明,又科学。他说:“音呼有开口、合口,合口者吻聚,开口者吻不聚也。”(《音学辨微》“七辨开口合口”)此从发音时唇吻聚合与否,即圆唇不圆唇来辨明开、合,抓住了关键,审音精到。

      关于“四等”,江永说:“音韵有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以“洪细”(即发音时开口度的大小)来区别四等,这是我国音韵学史上首次对等韵学中的“等”这一核心概念做出科学的解释,至今还常为讲传统等韵学的论著或音韵学教材所征引。丁邦新先生亦据此认为江永是清代音韵学中审音派的始祖(丁1994)。

      不仅如此,江永在其音韵学研究中还经常提出一些理论原则问题,以揭示古汉语音韵的结构系统和古今音韵的演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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