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编写缘由 在我国的传世文献中，集中体现儒家思想文化的《十三经》，是现存古籍的始祖，它保存了先秦时期的重要文献，囊括了我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诸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民为本的治国原则，和谐人际的伦理主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重视德操的修身境界等等，涉及到哲学、政治、伦理道德、历史、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这些思想、精神渗透在民族的性格与心理之中，有强大的凝聚力，历久弥新，至今仍有积极影响。自汉以降，历代学人学习它，研究它，从未间断过。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研究、发掘这一思想资源，对于充实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提高全民的人文素质，改善社会不良风气，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世界不少国家尤其亚洲国家，影响极大，韩国、日本、新加坡对儒家文化研究历时久远，并将其应用于国民教育及企业管理之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上对儒家文化的研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这说明儒家文化历经了国人自身的批判、再批判，西方文化猛烈的撞击等种种磨难，尽管处境维艰，但她没有消亡，儒家文化中那熠熠闪光的跨越时空的人类社会普遍准则，那构建人类文明的特质，独具魅力，已被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学者所承认。正如澳大利亚学者在《儒家的复兴》一书中指出的：“它（儒家文化）将在世界文明的核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将带领世界进入21世纪。”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要宏扬儒家文化的精华，重要的是认识它的本源。儒家文化的本源，就是春秋时孔子“述而不作”，纂集、整理的“六经”（《乐经》已佚）。此后从汉代至明清，有《五经》、《九经》、《十二经》以至《十三经》，这些文献是儒家文化的经典。基于这种认识，再加上陕西作为周、秦、汉、唐等11个朝代都城所在地以及经学的发祥地，文化遗存十分丰富，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我们开始酝酿编写《十三经辞典》（以下简作《辞典》）及《十三经词语索引》两部大型工具书，希望为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作出贡献。后经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组织专家论证，认为这是一项功在当代、造福后人的伟大事业，理应支持这项工程上马，并决定由陕西师大辞书编纂研究所负责日常编写工作。随后，国家新闻出版署将此项目列入《1988—2000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1988年12月编写工作正式开始。 二、编写原则 本辞典以《十三经》为反映对象，是为读者阅读和研究《十三经》而编纂的大型专书辞典。从其性质来看，它有三个特点： （一）有定性。所谓有定性，是指本辞典各卷的收词范围严格限制在各部经书的范围之内，各词条分列音项、义项以及释义也是根据各部经书含有该词条的全部书证归纳出来的。因此其词目、音项、义项、书证统统是有定的，不收录、使用各部经书以外的语言材料。 （二）百科性。所谓百科性，是指收词的类别和标准不受任何学科的约束，凡属各部经书所有，均在当收之列，包括哲学、政治、文化、伦理道德等基本概念的词语，历史事件、人名、地名、官职制度名、天文历法名、草木虫鱼鸟兽名等专有词语及一般语词、成语、典故、谚语、格言等词语，所以具有百科性。 （三）针对性。所谓针对性，是指翻检本辞典的人，一般都是对《十三经》有浓厚兴趣的人或初学者，因此，在编写时，要考虑和满足他们的需要。 根据这些特点，要求编写人员在编纂时，努力对十三部经书以及汉、唐、清人的注疏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对每一词目的所有书证，作认真分析和归纳，并运用恰当的文字表述。整个编纂过程，要求必须遵循以下四条原则： （一）思想性。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每一词目在经书中的确切含义，努力做到古为今用。 （二）科学性。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倡严谨的学风，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努力吸收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既做文化知识积累工作，又反映科学研究的新成果。要注意语言规范化，避免生造词汇和使用方言。 （三）稳定性。要采用有定评的结论。语言表达稳妥，不偏颇。 （四）简明性。突出辞书的特点，简明、概括、准确，废弃空论。 三、特点 《辞典》是专书词典。该书所收的词语，都在《十三经》中活动着，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动态和时态，就是说，是每部经书编著时代使用状态的词语。这一基本认识，造就了《辞典》的以下特点： 一、穷尽式地收录各部经书的词语，并显现频数。这就意味着穷尽式地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归纳、整理、描写，为每一个词语在语音、词汇、语法范畴内找到位置，同时显现其字频、音频、词频、义频；其音项及义项按频数多少排列。不可以回避或遗漏这部书中的任何语言现象。这样，一部经书辞典完成后，其语言使用的全部状况，通过排序、释义等，就活现在读者面前。它为断代语言研究提供了直接、实在的信息，为系统的汉语史研究，为大型汉语词典等的编纂提供了完备、可靠的资料。 二、标注词性。标注词性主要根据词的语法功能，兼顾词汇意义。《辞典》标注词性的特点是：它根据经书中词语使用状态进行标注，这样就原原本本地将该书中词的组合能力以及在句子中的位置，通过标注词性表现出来了。对于现当代语言研究者所说的活用现象，我们仍依该词使用中的状态标注词性，因为在经书的时代就是这样使用的。至于这种用法是临时用法还是一般用法，是活用还是正常使用，语言研究者可以通过研究大量语料（包括《十三经》的语料）得出科学的结论。我们按照该词使用中的状态标注词性，可以充分显现经书及经书所处时代学人组词造句的习惯及特点，这同我们穷尽式地反映专书的各种语言现象的初衷是相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