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翻译等值理论的再思考

作 者:
华莉 

作者简介:
华莉(1974—),女,四川外语学院俄语系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俄语语言学翻译研究。四川外语学院俄语系 重庆 400031

原文出处: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总结翻译等值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线索,归纳它发展的规律,概括了现代等值理论对我国翻译学发展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翻译等值理论的引介对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只有与我国特殊的语言文化相结合,等值理论才具有实用价值。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01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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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 (2000)04—0077—05

      等值理论是现代西方翻译理论的中心议题,对如何达到等值,众说纷纭。80年代初,等值概念和各派等值观点被引介到我国,立即像巨石入潭,在我国译学界掀起狂澜,各类评论文章,纷纷见诸书刊文摘。时至今日,有关“等值”的观点仍未得到统一。世纪之交,我们很有必要对翻译等值这样的重要理论进行再思考,梳理其发展的线索,探索其发展的规律,总结它对中国翻译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一、等值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有关“等值”一词的记载最早出现于1541年。近150年来, 等值一方面作为数学和形式逻辑里的专业术语,表示一种绝对对称和平等的关系;同时又在一般语言词汇里被用作模糊词语,意为“具有相似性”或“基本相同”。弗斯指出,翻译理论中引进的等值,是使用它作为普通词汇时的模糊意义。[1]换句话说, 翻译等值并不是指一种绝对对称的关系。拉特舍夫(Л.К.Латышев)从哲学高度分析等值关系时指出,世界万物中没有绝对等同的两个事物,但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理论上,不同的事物却常常被人们当作等同的事物来对待。事物的个体差异与等值原则并不矛盾,因为当我们说两个事物等值时,并不是指它们本体论上的绝对等同,而是指认识论上的等值,即事物对我们来说,在实践中,在认识它们的过程中是等值的。[2]由于不同的译学家, 在不同时期对翻译实质有不同的认识,因此就有如此众多的等值观存在。

      1934年,斯米尔诺夫(А.А.Смирнов)为《文学百科》撰写的《翻译》条文中,首次提出“等同”(адекватность)这一概念。他指出:“等同翻译是指传达原作者的全部意图(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包括原作的思想感情对读者的艺术感染力,并且尽可能地保持原作者所运用的形象、色彩、节奏等等。而保持这些形象、色彩、节奏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总效果的手段。毫无疑问,在这里就要作出某些牺牲,舍弃原文某些次要因素”。[3] 斯米尔诺夫列举了等同翻译的详细特征,甚至包括像作者意图这样的主观心理因素。他正确地强调了语言手段服务于总效果的从属地位。费道罗夫(А.В.Хедоров)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 但是不同意他一方面提出要“传达作者的全部意图”,另一方面又提出“需要作出某些牺牲”。费道罗夫认为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提出“牺牲”应包括在“等同性”的概念之中。因为翻译不是机械地反映原著中各个因素的统一,而是自觉地选择传达这些因素的各种手段的复杂过程。因此,“牺牲”不是一种例外,而是一种规律。[4]这是两种语言的不同特点所造成的。因此, 费道罗夫提出以“翻译等值”(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ь перевода)来取代“等同”概念。

      费道罗夫认为翻译等值应包括两个特征:1.完全传达原文的内容(即信息等同);2.用等值的手段传达内容,这里的等值手段不是指形式——结构的类同,而是指它们在功能上的等值,即译文语言手段的表达功能与原文语言手段的表达功能( выразительная функция)类同,而功能等值的语言手段可能会在形式——结构和语言词汇意义上有差别。费氏的翻译等值观对翻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这一理论一方面排斥了形式上的逐词死译,同时又把翻译与准确转述(точный пересказ)进行了区分(手段等值实际上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保留原文形式上的特点,而这正是只强调保留信息内容的准确转述所缺乏的)。[5]

      但费氏的等值观也暴露了不容忽视的局限性。他的等值观建立在把原文的所有成份分为内容和内容表达手段的基础上。乍看这样的区分是很自然的,但仔细推敲,“内容”和“表达手段”的界限就显得模糊不清了。如果“内容”只包括现实情景的客体和客体间的关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事物——逻辑信息[предметно-логическое]),那么传达这样的内容有时就可能导致原文和译文的不等值,因为篇章的功能在很多情况下不完全体现在它所包含的事物——逻辑信息中,有时甚至需要改换事物——逻辑信息来再现功能。例如,像口号、寒暄语之类具有纯功能色彩的言语作品,把它们理解为对事物——逻辑信息的描写就是不恰当的。但如果“内容”包含了篇章中接受者能感受到或能对其产生影响的一切成分,那自然也包括了前种情况下列入“表达手段”中的所有能让人“感知”的成分,“表达手段”在此就成了失去意义的“透明”形式(прозрачны для значения)。

      费道罗夫只强调了手段的功能性,没有提到内容也具有功能性。例如,熟人间寒暄时说的“你吃了吗?”,和妻子迎接晚归丈夫时的问语“你吃了吗”就有截然不同的功能。前种背景只具有问候的纯交际功能,其作用只是为了建立交际或者保持交际,在译成俄语时,就应该考虑国情文化的差异,把它译成“Здравствуй(те),Доброе утро,Добрый день, Привет”等语义不同但语用功能等值的问候语。后种情景中的问话具有信息功能,包含了妻子对丈夫的关心,她要求得到明确的回答,丈夫否定的回答可能会引起妻子做饭这一结果,所以在翻译时,应译成信息功能等值的“ Тыобедал? ”或者“Ты ужина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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