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8 －3316（2000）04－0049－05 在以往的翻译理论研究中，大部分工作主要集中于翻译标准的探讨，“从严复的‘信、达、雅’到钱钟书的‘化境’说，都集中于对翻译导向的总体把握，而很少甚至不涉及翻译过程中具体的操作技巧”[1 ]。60年代初由美国翻译理论家Eugene Nida （尤金·奈达）博士提出，现在仍是翻译理论研究中一个热点的“动态对等”（ dynamic equivalence）概念也是对翻译导向的总体把握。翻译导向的总体把握固然重要，但从源语到目的语之间，或者说在翻译活动中，有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如果忽视这一过程的研究，过份强调整个翻译活动的起点和终端，那么，翻译理论的研究就不够健全，甚至会在一定的程度上脱离译者，从而造成“翻译理论脱离译者，译者当然也远离翻译理论” [2]的结果，这样，翻译理论的研究在指导翻译实践上的作用就要打上一个折扣。为了使翻译理论在指导翻译实践上充分发挥作用，为提高翻译水平服务，在翻译理论研究中必须考虑翻译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办法。本文拟从语言转换、文化内涵的翻译以及译者的心理活动三个方面探讨翻译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讨论对这些问题的可能处理办法，旨在对翻译过程研究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语言转换过程 古今明对翻译的定义是：“翻译是把一个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一种活动，它包含着一个对原文含义的理解逐步深入，对原文含义的表达逐步完善的过程”[3]。表面看来， 这一定义不难理解，但仔细推敲起来，“理解逐步深入”和“表达逐步完善”这十二个字中隐含了在翻译过程中可能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先分析原文含义的理解过程。理解是翻译的第一步，是翻译的基础，对原文含义的理解深刻程度直接关系到翻译结果的质量，即译文的质量。在把外语译成汉语时，译者往往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仔细推敲原文的意义，但在把汉语译成外语时，往往存在对汉语原文不求甚解的现象，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汉语是我们的母语，而对母语的理解当然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于如何表达。“但正是这种优势，往往导致译者在理解原文时不求甚解，容易受重直觉、重具象、重整体这一思维方式的支配而忽视汉语词义一般较笼统，表意较模糊的特点，造成理解上的偏差或错误”[4]。汉语是人文文化中的语言， 它重意会、轻言传，不仅词义较笼统，而且句子的含义、各句之间的关系等也往往是隐含的，要靠读者自己去体会。我们生活在这一文化中，长期受它的熏陶，习惯于这样的思维方式。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受着直觉的影响，抓住表象，对原文所表达的深层含义不去仔细推敲，这无疑会影响表达的质量。这是一个译者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译者必须仔细推敲、理解词的含义、句子的含义、各句之间的关系等，而且这种理解不能只是字面上的，更为重要的是隐含于字里行间的深层含义。 理解过程中的另一个问题在于语言所表达的深层含义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作者对该社会的认识和态度以及作者本人的背景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文学文本中尤其如此。因此，要深刻、透彻地理解原文，就必须深刻、透彻地了解他对该社会的认识和态度，深刻、透彻地了解他的背景。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是在拿起笔来开始翻译活动前必须经历的过程。如果跳过这一过程，则所理解的只能是原文字面的意义，隐含于字里行间的深层意义就无法理解，在翻译时就会失去。这样的译文只能是肤浅的。正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结果，许多严肃的译者在开始翻译前先行研究原文作者的社会背景及作者本人，这实在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对原文的理解过程还包含对新知识的学习过程。译者的知识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但在翻译过程中，他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知识，其中有些知识可能超出了他原有的知识范围，这是不足为怪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译者既懂天文又懂地理，既懂医学又懂土木。如果他所翻译的原文中的知识超出他的知识范围，他就必须去学习。这种学习不是要求非知其所以然不可，但最少要知其然，否则翻译是无法进行的。“译学是‘百科学’和译者是‘杂家’的比喻，是一点也不过分的”[5]。 上述三个问题的解决过程也就是对原文含义的理解逐步深入的过程。只有在深入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才能着手用目的语对原文的含义进行表达。下面来分析原文含义的表达过程。 对原文含义的表达过程也是一个复杂而艰苦的过程。现在翻译界不少人在热烈讨论60年代初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博士提出的“动态对等”概念，这里的“动态”本身就意味着翻译中的表达是一个复杂而艰苦的过程。1999年7月25日， 奈达博士在南京师范大学作了有关翻译理论的学术报告。在他被问及他所提出的“动态对等 ”在翻译实践中能否达到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NO”，他指出，这只是一个目标。尽管这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目标，但它是在翻译实践中大家都尽力追求贴近的目标，这本身就意味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付出的艰辛劳动。 “动态对等”属于翻译等值论。所谓等值，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文体等值、社会文化等值和语言等值，其中语言等值又可进一步分为语用等值、语法等值和语义等值”[6]。从这里可以看出， 在用目的语对原文含义进行表达时很难面面俱到，很难做到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达到等值。因此，在表达过程中就存在一个奈达博士在南京师范大学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如何在“maximum level of translation”（最高水平翻译）和“minimum level of translation”（最低水平翻译）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这一选择过程就是对各种等值进行权衡的过程，译者很难做到一蹴而就，他可能要几易其稿，使表达逐步完善，尽最大努力贴近最高水平翻译。这是一个动态过程，而最终的译文就是这一动态过程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