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919（2000）05—00106—14 引论：恣肆汪洋 “非常男女”、“很青春”、“帅呆”、“酷毙”、“爱你没商量”； “知识经济”、“知本家”、“克隆”、“联网”、“国际大循环”； “卡拉OK”、“BP机”、“A股”、“K金”、“AC米兰队”…… 只要翻开报纸、打开电视，这些新词新语即如汹涌波涛滚滚而来，恣肆汪洋，并会无可避免有意无意地也出现在每个人的话语书文之中。关于新生词语的增长，即以新词语之一种的外来词而言，王力先生在《汉语词汇史》中曾有粗略估计：“拿现在书报上的文章用语和鸦片战争以前的文章用语相比较，外来的词语恐怕占一半以上；和‘五四’时代的文章用语比较，恐怕也占四分之一以上。”这个不完全数字已经够大了。倘加上其他各类新生词语，据中国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专家曾做的一个比较保守的统计，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平均每年产生800 多个新词语。199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已增收五千多个新词条。今天进入21世纪信息化时代，新词语的传播手段和速度将更为方便和快捷。 面对这新生词语“大爆炸”的热潮，我们听到了一种熟悉的挞伐之声：我很难认可“酷毙了”；很多外来词、港台词、方言词、仿造词、缩略语、流行语、旧词新义、死词复活甚或胡编乱造的新潮、前卫、时尚之语，不过是一些莫名其妙的符号或符号链，有害于民族语言的纯洁和健康，纯粹是语言的垃圾，应加以清除和摒弃；这些病辞是那些文化和文字水平尚不及格者的“硬努”之作，词汇贫乏所以才乱造词汇，不懂语法所以要“超越”语法，没有文化所以才轻慢文化。由此又引发出一种逆反之音：语言根本不存在污染问题，“哇噻”、“帅呆”在老人也许认为是污染，可于新新一代就是血肉，就是精气神儿，因而语言无所谓绝对规范。（注：所引两种对立的规范观，参见1999年12月17日、22日、23日、28日《文汇报》载“语言新现象探讨”（1）至（4），及贾清云：《给当今歌词创作提个醒》（载1998年7月4日《文艺报》）。）姑且称前者为“传统派、主流派、纯洁派”，多从共时角度老生常谈来维护“规范”；后者不妨可看作“少壮派、革新派、反思派”，借助历时对比求新图变要突破“规范”。 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科学，语言又是全民性的。语汇是语言的直接形式，且在语言系统中发展变化最为活跃。旧词翻新的绵延不断，时尚之言的层出不穷，外来词语的潮推浪涌，词语就这样生生不息地演变发展着。因而，究竟如何看待新生词语，应树立什么样的语言规范观，是每个人特别是语言教学与研究者当前面临并需解决好的一个紧迫而又重大的课题。 一、有容乃大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并指出这两个心理实体的联系是任意的。正是在这种任意性的前提下，语言的变化是可能的且必然的，这是语言学的观点。再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有一句关于语言的名言：“语言是存在之舍”（“舍”又被译作“家园”）。此话蕴含着语言跟人、跟社会关系的深刻哲理。因而，词语可看作是时代变迁的镜子，是社会发展的投影。尤其当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词语总是给以最迅速、最直接、最充分的反映。每时每刻新生词语总在无休止地涌入我们的生活，且社会越开放，新词越活跃。最有说服力的莫如本文构思时已涉猎不少新词语，现行文时，正好读到了朱镕基总理刚刚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发现了一些过去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从未用过的新词语，如“通货紧缩”、“即期消费”、“心理预期”、“社区服务”、“中介服务”以及“钓鱼”项目和“胡子”工程等。庄严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都能如此宽容适时地吸纳新词，何况乎亿万百姓之日常所言所语。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至少有两次产生新词语及对其研究的热潮。一次主要在50年代，当时有一句响亮的口号：“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一次从开始改革开放的80年代至今，开始对所谓语言的“纯”又“健”提出了反思。也许受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和束缚，在我的印象里语言学界对“计划外”出现的新生词语的态度比较严谨、冷峻甚至挑剔，指责、限制多于肯定、吸纳。而这种冷落鲜活语言现象的“贵族化”、“经院式”遗风似乎至今犹存。对新词语中的流行语责难就最多，总是看不惯，乃至将其比作化妆品，认为品位低，甚至有伤风化。 何谓品位？品位不等于阳春白雪。营养不能都是山珍海味，青菜萝卜亦不可少。因而要提高民族语言的品位，不能都是大鱼大肉。固然，流行的未必是品位高的，但流行的也未必是品位不高的。如体现高科技的流行词语“克隆”、“电子邮件”等，能说它们是低品位的吗？即使是化妆品，只要是好的化妆品就受人喜爱，大有市场。黑格尔有句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看不无道理。倘承认流行也是一种存在，那流行语的出现也是合理的。不妨听一位年轻人对流行语的认同和渴求：“一句‘美眉’，一个‘GG’，给了我们很多‘一本正经’所没有的乐趣。我们说的‘新新话语’在我们中间存在着，就有它存在的意义。”（注：所引两种对立的规范观，参见1999年12月17日、22日、23日、28日《文汇报》载《语言新现象探讨》（1）至（4），及贾清云：《给当今歌词创作提个醒》（载1998年7月4日《文艺报》）。）诚然，语言的发展不能靠流行语推动，但也不应该歧视排斥流行语。十几年前对流行歌曲的批判，结果导致了流行音乐的大发展，形成了今天美声、民族、通俗三大唱法，且流行歌曲赢得了最多的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这难道不是对流行语的一种前车之鉴吗？固然流行语不少都是昙花一现，只存活于一定时期或一定范围，但流行语不一定都短命，如现已成为“全民常用词”的“棒”，当年不过是北京青少年口中的流行语。（注：关于“棒”的词源，早先高名凯先生（曾留学法国）推测可能源自法语bon，但找不到依据。 后满族民俗学家金受申先生在其《北京话语汇》（1961年商务印书馆）中将“棒”判断为来自满语，但是史有为先生表示怀疑。史先生《说“棒”及其他》（载《词库建设通讯》1997年第12期）一文考证认为“棒”最有可能来源于北京话“棍棒”，即“强壮”是其第一义项，“高明”为其派生义项。）再说，即使有些流行语只流行于一时，纵然流星一瞬，只要能较好地为交际服务，也算体现了它们的自身价值和存在意义，何必封杀它们呢？现代汉语以口语为本，倘缺少了以真实鲜活极富表现力的流行语来源源不断地充实新生词语，语言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